《詞學怪談》第廿六章 難怪屈原變成同性戀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領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才形容得盡，念在嘴裡，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煙』：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煙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毛奇齡是清代經學家，狂放自負，最愛與人唱反調，蘇東坡的【惠崇春江晚景】首句云：「春江水暖鴨先知」，毛奇齡看後十分不屑，說：「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頗為令人噴飯。對於這位「包拗頸」，袁枚還有點涵養，只是說：「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中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鳲鳩皆可在也，何必『雎鳩』耶？」張恨水便不那麼客氣，說：「世固有此笨人，責之無益。」

　　張恨水另有一句話：「李後主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文人嗤之，以為至此尚有心對宮娥揮淚耶？殊不知此便是後主。如曰：『揮淚對干戈。』則至少是岐山之大王矣。」李煜「揮淚對宮娥」一句多受指責，或稱應作「揮淚對干戈」、或稱應作「揮淚對祖廟」，所言者皆不知藝術為何物，徒煞風景。

　　像這樣以事理論詩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杜牧【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顗《彥周詩話》說：「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又如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有人嘲笑說秦時明月不可能照到漢時的關，沈德潛解釋說：「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楊慎則說得更牽附：「子雲賦『欃槍為闉，明月為堠賦』，此詩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蓋言秦時雖遠征，而未設關，但在明月之地，猶有行役不逾時之意。漢則設關而戍守之，征人無有還期矣，所賴飛將御邊而已。雖然，亦異乎守在四夷之世矣。」

安格爾【大宮女】

　　這樣讀詩解詩都是不好的態度，試想想面對著明月古關，有誰會去理會這是秦關漢月還是秦月漢關？【出塞】的妙處，在於把對千年史事的感概濃縮在看似無理的「秦時」、「漢時」四字，並以這種錯亂不清的時間關係去讓人感受歷史長河中的幻變與不變，若我們像沈潛那樣把將詩句理解成秦漢時的明月和古關，這些背後的意韻便沒有了。詩歌的妙處，很多是「不可說，不可說，一說便錯」，與其以道理強讀強解，不如像陶淵明那樣：每有會心處，不求甚解。

　　詩詞是感性、抒情的，若事事以理度之，詩的趣味便蕩然無存。安格爾的名畫【大宮女】曾經被人譏諷「多了三節脊椎骨」，其學生回應說：「這是為了美的要求，只有這樣秀長的腰才能使她顯得如此柔美」。藝術的美和真並沒有一定的關係，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對那些不知藝術為何物的「笨人」，我們不妨學安格爾那樣幽默一番：「在我看來，上帝應該這樣創造人」，或者像馬蒂斯那樣：「那不是一個人，那是一幅畫」。

「腐頰爛吻，觸目可憎」

　　讀詩最最下乘的方法，是捕風捉影，斷章取義，強以自己的牽附去解釋詩詞。這種文學詆毀由來已久，高力士便曾向楊貴妃挑撥，說李白【清平調】以飛燕比喻貴妃是貶其卑賤。《左傳》更早有記載，盧蒲癸曰：「賦為斷章，余取所求焉。」，即從詩中取一章一節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不管其原義。

題外話：【蜀道難】

　　【蜀道難】是李白無人不知的名篇，詩除了把蜀道的險惡描寫得驚心動魄外，造句用字同樣令人心神搖動，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即云：「起句『噫籲嚱，危乎高哉』七字，如累棋架卵，誰敢並於一處？」

　　【蜀道難】並不難懂，但是一首詩太有名，將之用來做文章的人便多，古代喜歡穿鑿附會的人又不少，以是便有了許多解說。首先是唐人范攄《雲溪友議》說「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即李白怕杜甫、房琯為嚴武所害，勸其早早還家，《新唐書》用此說；其次是黃庭堅在一本太白詩集看到題下有注：「諷章仇兼瓊也」，於是信以為李白刺章仇有異志，沈括、洪邁都用此說；再後來是元人蕭士贇提出這是諷刺玄宗入蜀，沈德潛用此說；另外有一說認為是李白送友人入蜀而作，有的《李白傳》更明說是送王炎入蜀；最後是有人認為這是李白寫自己的仕途，附鑿明顯，信的人不多。

　　以上各說，前三種都是錯的。一）范攄之說純是胡猜，首先因為嚴武和杜甫的交情很好，其次是李白無從得知嚴武要害杜甫，最後是因為杜甫入蜀時兩人音信不通（李白在湖南一帶，杜甫流亡於甘肅同谷縣）。二）章仇兼瓊是一個不錯的官，唐人載孚《廣異記》記有鬼官命人代章仇死的故事，史書對他評價很高，李白也曾在詩中稱讚過他，以李白的性格和作風，不太可能這樣一褒一貶。當然，最重要的是有該句注的李白詩集並非李白手跡。由此可知【蜀道難】共非刺章仇兼瓊。三）殷璠《河嶽英靈集》收有【蜀道難】，而序中聲明只收開元二年至天寶十二年之間的詩，所以【蜀道難】一詩必寫於天寶十二年或以前，玄宗入蜀是天寶二十年的事，李白不可能未卜先知吧？

　　其實唐人孟棨《本事詩》早說過：「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複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王定保《摭言》也有相似的記載，若以二人之言為據，【蜀道難】應該寫在李白出蜀地之後，入京之前。李白幾次入長安仍無定論，可能是一次，在天寶元年，也可能還有一次，郭沫若認為在開元十八年。無論如何，時間太早，都不可能有上面這三種寄託。所以李白寫【蜀道難】，若不是送友人入蜀，便應該是「即事成篇，別無寓意」。

　　俞平伯力證【蜀道難】是諷刺玄宗而不可能是毫無所指，因為：「從常情觀察，這詩既這樣的鄭重叮嚀，一唱三嘆，又那般大聲疾呼，危言聳聽，自不宜看作漫無所為。若非當時深有所感，確有所指，亦不易寫出這樣瑰異崢嶸的長歌來。」或者便是這麼多人胡思亂想的原因。但是如果細讀，這段話中哪句有必然的邏輯關係？詩不能盡以常情去看，考證則需邏輯的判斷，這兩點俞平伯都不合格。還是趙翼《甌北詩話》說得好：「說詩者必曲為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即有吟詠，豈必皆有所為耶？無所為，則竟不作一字耶？」

　　孔子在《論語》中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認為詩應該是合禮的，他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關於「思無邪」三字，有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解釋，其一是認為「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駒】，「邪」即「直」，所以孔子認為《詩經》是直抒真情的。另一種解釋則認為「邪」即「邪念」，孔子認為《詩經》的思想是純正溫厚的，作者寫詩是不含邪念的。後代儒生多以後者解詩，並大加推演，產生了許多牽強附會的詩注，漢代《毛詩》可算代表，摘舉數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毛詩》把詩歌完全理解成說教的文字，將詩三百全都歪曲附會，強說成對君主／妃后的贊揚或勸諫，這便是所謂的經學解詩。詞乃艷科，所以沒有人用此法解詞，一直到清代張惠言提出詞和詩地位應該一樣，詞和詩一樣有寄託，才開了經學講詞的先河，以蘇軾【卜算子】為例：

缺月掛梧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張惠言說：

此東坡在黃州作。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

　　這樣說詩解詞，稱其「腐頰爛吻，觸目可憎」未為過份。除了以經學講詩外，以經學論詩的也大有人在，宋清二代尤多腐儒，如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說：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拾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惷拙，抑己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一本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

　　若官軍都不失「臣下事君之禮」，何來安史之亂？

　　牽附曲解古人詩詞只是迂腐罷了，尚可原諒，但是曲解同時人的詩文去羅織罪名便是卑鄙下作的行逕。北宋有一宗著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主角是蘇軾，他因為做詩「譏刺新政」而被捕入獄。說蘇軾詩中完全沒有譏刺新政當然是騙人的，但是御史臺所列舉的一百多首詩中卻有很多是斷章取義，穿鑿附會而來的，無非是想把蘇軾和舊黨連根除去。文字獄在明清二代盛行，其中明太祖的文字獄最是有名，不過若論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害人之多、影響之深，當然要數毛澤東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語言文字都可以解說成「反革命」，重要的不是說了甚麼，而是說的人是誰。在那個錯亂的年代，罪名不過是一個沒有人相信的醜惡的藉口，與之相比，秦檜赤裸裸的「莫須有」真是坦誠得可愛。

題外話：秀才祝壽

　　有時詩詞解得奇怪並不一定是讀者的錯，例如陳師道的詩和吳文英的詞，字詞減縮，流於晦澀，讀者難免要強加穿附；有時則是因為典故用得太僻，人不可解；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因為作者為了合律而塞字或強造新詞，這在流行曲的歌詞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流行歌詞的評論吹捧的多，批評的少，隨便一個比喻便可以說是妙筆，對塞字怪詞卻視若無睹，有時甚至稱其新穎而解說得頭頭是道，就像以下這則寓言：

某人女兒彌月，秀才甲乙丙三人到賀，甲說：「令愛真是沉落羞閉，將來必定長孫彭王。」
乙聽得一頭霧水，心裡大罵：「白痴！甚麼狗屎垃圾！」眾人更是不解，呆在當地。
丙想了半天，終於頓然領悟，說：「沉是沉魚，落是落雁，羞是羞花，閉是閉月，這是誇令愛美麗；長孫是指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指令愛將來賢淑且富貴；彭是彭祖，王是王子其，乃是祝令愛將來長壽。妙啊！絕啊！言簡意精，甲兄才華蓋世……」
乙聽到解釋，頓覺無地自容，大罵自已無能。

　　甲乙丙三人都十分可笑，但是，這會否便是論詞者的寫照？

考證？狂想！

　　許多人在文史考證中用了和張惠言相同的方法，從而得出各種古怪的結論，例如郭沫若為證明李白關心農事，對李白【陪侍郎族叔遊洞庭醉後】「剷卻巴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作出以下解釋：「酒到底是從哪裡來？洞庭湖裡面的水，湘江裡面的水，不能直接變成酒。……他要『剷卻君山』以鋪平湘水，不是他看到農民在湖邊屯墾，便想到要更加擴大耕地面積嗎？……『巴陵無限酒』不是讓李白三兩人來醉，而是讓所有巴陵人來醉，這樣才能把那樣廣闊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殺』。」，幾段文字越翻越奇，讓人歎為觀止，但是卻不能令人信服。

題外話：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上

　　郭沫若最後一本著作是《李白與杜甫》，在書中他讚揚李白而貶抑杜甫，不過因為對杜甫的批評（或者準確些，詆毀）太過下三流，所以許多人對之很反感，甚至認為這不能算是學術著作。但是因為郭沫若微妙的身份地位與及和毛澤東的特殊關係，罵這本書的聲音向來不大，相反常有人稱讚郭沫若對李白的事跡考證有功，甚至有人稱這是「郭沫若最好的一部書」。

　　讀過這書之後，所得印象和耳聽的略有不同，郭沫若的確為杜甫羅織了不少罪名，但是對杜甫的指責也有不少是對的，不能盡以「詆毀」二字一筆抹去；對李白的考證雄辯嚴謹的有，但是似是而非的卻更多，印象中只有對碎葉的考證及李白二次入長安這兩點能令我信服。

　　關於李白的出生地向來相信是碎葉，這是根據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首先對此提出懷疑的人是陳寅恪，他混淆了唐時的兩個碎葉，在1935年發表文章稱李白的家世都是謊言，李白本來不姓李，入中國後才改姓，又說李白不是漢人，「其人之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這個結論無疑是十分可笑的，最簡單的一個反駁是，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李陽冰會笨到讓他認自己為族叔嗎？

　　郭沫若在書中批評陳寅恪疏忽和武斷，對碎葉所在作了一番仔細的考證，結論十分可信，但是細節上強來的也有。例如關於李白出生地的依據有三，其一云碎葉，其二云條支（碎葉所在地區名），其三是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云：「奔流咸秦」。「咸秦」二字與其他二說不合，郭沫若說這是因為原文已蛀，後人誤補所致，「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葉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所以認為「咸秦」即「碎葉」。雖然也有前人認為【書】必有錯字訛字，但郭沫若的論證方法卻令人有點沒法接受。又如魏顥【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郭沫若因為男人不可能叫「奴」，認為「一男」二字為後人所加，而頗黎即是李白詩中的伯禽，因為「伯與頗，音相近，禽字由黎字的音推測，應該作『离』，伯离即頗黎，被後人誤作伯禽」。事實上，唐代男人確有用「奴」為名的，白居易一弟小名就叫金剛奴，而李白曾對魏顥說「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若明月奴是女的，李白不可能這樣交托給魏顥。為了配合自己的見解竟然能夠這樣修改前人的話，那麼還有甚麼結論證明不了？

　　除了改古人字句，書中立論輕率之處難以勝數，例如為了解決李白的財政來源，郭沫若單憑李白【萬憤詞】中一句「兄九江兮弟三峽」，便一直推演出「李家商業的規模相當大，它在長江上游和中游分設了兩個莊口」，但是這其中有多少重邏輯關係？又有幾個成立？

　　文學界的考證是十分有趣的，它往往沒有足夠的材料，所以沒法像數理那樣作出嚴密的邏輯推導，所得出的結論常常因人而異──例如爭論了近千年，【憶秦娥】和【菩薩蠻】是否李白所作仍無定論。但是，不能作出嚴密的邏輯推導並不表示我們能夠拋開邏輯而像郭沫若那樣盡情推演，相反，邏輯是我們作出是非判斷的最終及最重要依據，也是確保我們不得出錯誤結論的最大功臣，所以在文學考證中，應該注意思路中的邏輯關係，避免「相當然爾」或主觀猜測，否則便會鬧出笑話。王安石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這由他那只有八十多字的【讀《孟嘗君傳》】可得一斑，但是過分相信自己的看法，便難免變得有點偏執。據宋人趙德操《北窗炙輠》記載，王安石認為揚雄害怕獄卒，竟嚇得從高樓跳下的故事是假的，因為沒有人會這麼傻；他又認定揚雄絕對不是肯寫【劇秦美新】的人，該文是後人所誣。當他把這些想法告訴蘇軾時，蘇軾很不以為然，於是開了個玩笑：「東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不知是出於譁眾取寵的心理還是實在閒著沒事做，有不少人總愛對一些雞毛蒜皮的表面東西進行考證，例如王益民在福建發現孫悟空兄弟（齊天大聖及通天大聖）的墓，考證出孫悟空的故鄉在福建省順昌縣；又如曲阜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孔子後裔孔祥林認為古人把孔子描寫得太醜，於是努力考證，終於「證明」孔子是個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嗚呼！沒想到在孔子後人心中，孔子的價值竟體現在樣貌上）……

　　這樣的考證雖然無聊，但是畢竟死無對證，要反駁也不易，姑且一笑了之。有些考證卻明顯是牽強附會的，仔細查證便清楚，例如至今發現的無數《紅樓夢》遺址，又如錢穆考證出孫武和孫臏是同一人，被出土文物證明是錯的。

題外話：屈原

傅抱石【屈原】

　　有人的地方便有謠言，不過像屈原這樣千百年後還被人「屈」完又「屈」的只怕沒有幾個。拿屈原來胡說八道的好處是年代久遠，說錯了也沒法仔細查證，而他名氣又大，是借名人出名的好選擇。

　　對於屈原評價最高的是司馬遷，他在《史記》中稱屈原「志潔」「行廉」，「泥而不滓」，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稍後的班固則站在儒家角度，批評屈原「揚才露己」，「不合經義」，又有人進一步批評屈原，指責他暴露了君主的過錯。這兩種是民國以前的主流觀點，不過雙方在認為屈原忠君愛國這一點上並無不同。楚辭的深入研究源於上世紀初的劉師培和王國維，不過令楚辭成為一時大熱的人卻是廖平，他在1906年《楚辭新解》中提出楚辭中只有【卜居】、【漁父】二首是屈原所作，其他皆是他人之作，後來他還「考證」出：「《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辭也。」，於是楚辭的出處變成了秦。

　　廖平的見解當然不為大眾所接受，但是卻引發了不少人對楚辭的關注和興趣。1921年胡適一時興起，竟也插足楚辭研究，他比廖平更進一步，提出屈原並無其人，是荷馬式的虛構人物，並於次年發表【讀《楚辭》】，立即引來陸侃如、梁啟超的反對。大概胡適也知道自己走得太遠，此後便一直沒有再寫關於楚辭的文章，不過和陸侃如私下討論時仍認為【九歌】決非屈原所作，其原因是如果【九歌】是屈原作品，《楚辭》便找不出來源，陸侃如認為「用文學史的眼光來斷定【九歌】的時代，我以為是很不錯的」，但是，根據文學史的需要去修改歷史，這不是很可笑嗎？

　　約在1940年，老舍等人提出定端午為詩人節，引發了楚辭研究的新熱潮，詩人節的政治味道很濃，所以對屈原的評價明顯的摻入了政治觀點，有的強調屈原忠君愛國，有的認為屈原是人民詩人，有的贊揚屈原堅決抗敵，有的則批評屈原小人議政，當然，無黨派人士一般注重討論屈原的人格。在這些紛亂錯雜的批評中「脫穎而出」的是孫次舟的觀點：屈原是文學弄臣。這觀點本身沒有甚麼特別，但是他由此得到了一個推論：屈原是同性戀，是楚懷王的「愛妃」，這便嚇壞了大部分人。

　　我沒有讀過孫次舟的原始論文，不敢輕說他的論證是否嚴謹，但是能用於研究屈原的材料有限，主要是《史記》和《楚辭》，由這兩本書我卻無論如何也讀不出這個結論。孫次舟的觀點在當時便引起很大的反對，批評的聲音強得令朱自清覺得孫次舟很可憐，於是請聞一多替孫次舟辯解幾句。聞一多在文中並沒有直接反對孫次舟，也認同他的一些觀點，但是在文學弄臣和同性戀這兩點上作出了另外的解釋，相當於間接否定了孫次舟（許多「男男史」都只說聞一多支持孫次舟，而不提及這重要的不同，是存心歪曲。）。

郵票上的屈原

　　此後，孫次舟的同性戀之說此落彼起，不斷有人重提，其男伴除了楚懷王，甚至多了一個宋玉。對於屈原是同性戀的「依據」主要有二，其一是屈原在詩中所描寫的奇妝異服，其二是【九歌】等詩中表達了對男人的愛慕之意。但是若據此為理，那麼插花過市的楊慎、寫艷曲的詞人不全都成為同性戀？詩的託興所在，不以理推，【離騷】中的花草是明志以示高潔，和同性戀何來必然的關係？而九歌所頌的神多為女神，難道要她們愛慕女子？

　　孫次舟的話還在耳邊，曾經「考證」出後羿是埃及鱷神的朱大可提出屈原死於情殺一說，認為湘即楚，湘夫人便楚妃，屈原在【湘夫人】中表達了對楚妃鄭袖的愛慕，兩人之間有奸情。屈原被放是因為奸情被揭發，後來頃襄王即位，政敵為了怕屈原因鄭袖而卷土重來，於是派人追殺屈原，屈原坐船逃命（龍舟的來緣），但是最後仍不免一死，被縛於袋中（粽）沉江。

　　朱大可天馬行空的想象一出，立即引來楚辭學界一片罵聲，對此朱大可一直保持沉默，十年後重貼該文時才加上說明：他和楚辭學者「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操作語言」。楚辭學界這次的確是神經過敏，無論是罵魯迅還是評文學，朱大可這種「先鋒」文學評論家從來都是不受邏輯限制的，寫文也只求能夠引人注意，對錯不管，笑罵由人。可笑的是，這種小醜一般的嘩眾文章，竟有人稱為研究方向的創新，難道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已經完全失落？

　　對於進行這種無聊無理的考證，把知識變成換取名氣和稿費的人，我想起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信中的一段話：「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

　　不過相比起來，這些錯誤都是小巫，因為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考證不必仔細想也知道是錯的，例如魯迅說日本曾有人考證黃帝即是阿拉伯罕，因為在日本「阿拉伯」是油，油是黃色，而「罕」字和「帝」字很像……又如孫勇進【花邊考證】提到，有人考證《聖經》中伊甸園(Eden) 位於雲南，因為雲南許多地名帶有「甸」字，所以可稱為伊甸園；雲南的錫伯族即希伯來(Hebrew)，《詩經》中「南山有台」，「有台」即猶太(Judea)……最最要命的是，這位考證者「絕非意在取笑，是一點不含糊地在做嚴肅考證、學術研究。」……孫勇進還提到霍國玲（及其弟霍紀平）的《紅樓解夢》，這部洋洋灑灑百萬字的大作雖然錯漏百出，作者仍然堅信他們成果豐碩，考證出曹雪芹、雍正皇帝和某女（竺香玉）之間的血淚情仇，考證出曹雪芹是反清志士，考證出曹雪芹給雍正戴了綠帽，考證出雍正皇帝被潛入宮中的曹雪芹及未婚妻毒死……

　　不顧事實和邏輯，只憑狂想立論，用這樣的態度去考證，便難怪屈原變成同性戀了。

初稿：2005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