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怪談》第廿七章 為杜甫擦去香灰

　　就像歌迷對偶像有溢美之詞，文學評論中的偏見非常常見，例如對於吳文英，無論是其詞友沈義父還是以之為宗的周濟為承認其詞有太晦之處，而陳廷焯卻稱「其實夢窗才情超逸，何嘗沉晦。」，認為張炎、沈義父對吳文英的批評「難解」。他又推王沂孫為「詩中杜甫」，這明顯受是個人趣味影響而產生的過譽之辭。除了王沂孫外，被不同人論為詞中杜甫的還有柳永、蘇軾、周邦彥、吳文英，其中沒有相稱者。

　　說起杜甫，他無疑是一個超級偶像，王世貞云「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爾」，後人論杜詩時往往也有溢美或為尊者諱之處。讓我們也來談談杜甫，看看論詩時的偶像效應。在此主要的參考書是馮至的《杜甫傳》、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其中郭沫若大貶杜甫，而高步瀛和馮至觀點都比較公正，對杜甫持正面評價。

題外話：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下

　　「毛主席語錄：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是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書中的第一段，粗體大字印在首頁，很是醒目。郭沫若對杜甫的抹黑，基本上也是依著階級鬥爭這一思路，這由書中的章目便可以看出：杜甫的階級意識、杜甫的門閥觀念、杜甫的功名慾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的嗜酒終生、杜甫與嚴武、杜甫與岑參、杜甫與蘇渙。

　　憑心而言，郭沫若對杜甫的批評並非完全是無的放矢，有許多都有實在的原因，但是也有不少用的是「文革筆法」，有點下三流，其中尤以第一章「階級意識」最為明顯。在第一章中郭沫若主要講《三別》和《三吏》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郭沫若認為《三別》《三吏》「的確是杜甫的刻意之作……頗能關心民間疾苦……但在今天，我們從階級的觀點來加以分析時，詩的缺陷便無法掩飾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像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但是，使人民受到這樣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應該怎樣才能解救這種災難？詩人卻是諱莫如深，隱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對於受難者一昧的勸解和安慰。故詩人的同情，應該說是廉價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

　　對於【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郭沫若認為詩人之家有三重茅草，是比瓦房還講究的屋宅，算是殷實之家，為了一部分茅草而罵貧窮的孩子們為「盜賊」，又稱自己兒子為「嬌兒」，是「訴說自己的貧困，他卻忘記了農民們比他窮困百倍。」，至於「異想天開的『廣廈千萬間』的美夢」只是為了「寒士」讀書人，和人民無關，若有那麼多廣廈，「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裡還會凍死？」

　　像這樣的苛責在書中有不少，其中很多都只有在文革「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才成立，以今論古，這其實就像我們指摘李白不會用電腦一樣無聊和不公平。雖然書中也有一些可以成立的責難，例如他像許多人那樣，質疑在【石壕吏】詩中杜甫除了作為一個旁觀者外還做了甚麼？但是，這樣的指責與其說有理，不如說是苛求，因為首先我們應該問一問，杜甫倒底能做甚麼？

　　除了把文革的道理用在古人身上，書中亦有直接以小人之心去猜度和抹黑的地方，例如杜甫出蜀便被郭沫若說成：「『厭蜀交游冷，思吳勝事繁』……他所以『思吳』的『勝事』是些甚麼呢，沒有明說。但在老來回憶青壯年遊吳越時事的詩【壯遊】中吐露了一些消息『越女天下白』……杜甫所『思吳』的『勝事』，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像這樣無理論事，被人們批評是在所難免的。

　　在寫《李白與杜甫》之前，郭沫若對杜甫的詩和思想評價都很高，例如在【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中他寫：「應該把杜甫和現代的魯迅比。」所以書中觀點的變化令許多人大吃一驚，不過對郭沫若來說這倒不罕見，為了順應政治潮流，他對孔子、秦始皇的評價都有過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雖然郭沫若喜愛李白甚於杜甫的確是事實，但是多數人相信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為了奉承喜愛李白而厭惡杜甫的毛澤東。郭沫若的馬屁是很出名的，例如他評毛澤東的字（下圖）：「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家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如此馬屁，真的可以用無恥來形容。

毛澤東【清平樂】

風雲突變，　　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清平樂‧蔣桂戰爭】

　　因為郭沫若的馬屁太露骨，還常有拍在馬腳上之嫌，有人認為他的馬屁實際上是指出毛澤東的錯，是對毛澤東的曲折反抗。但是從郭沫若的許多奉承話來看，這不過是為他掩飾罷了──若郭沫若有這樣的膽量，他兩個兒子在文革中被逼害致死時他也不會不敢求情。又有人認為郭沫若的奉承是逼於無奈的求生之道，但是這也沒法解釋他在文革中對其他文人的攻擊和逼害──我覺得郭沫若有想借政治來建立他文宗地位的嫌疑。

　　對郭沫若的評價是一個很難下結論的問題，有人稱其無恥，有人稱其無奈。總的而言，郭沫若對功名的慾望不下於杜甫，而奴顏婢骨更有過之，但是最後也不過成為一個毫無尊嚴和地位的「御用文人」，其內心的失落、對政治鬥爭的恐懼、對自己言行的卑視，這些情感混在一起折磨了他整個後半生。想想在那黑暗的深夜，一個老人一行一行的謄抄著亡兒的日記，他心裡想的是甚麼？若只用一個詞評郭沫若，應該是「可憐」。

杜甫生平

杜甫像

　　能用於研究杜甫生平的材料並不多，主要的根據是他的詩文。杜甫被稱「詩史」，詩中對他本人的經歷有不少記載，是很好的依據。不過詩中有比喻、誇張之法，有時得出結論難免會錯，例如杜甫詩云：「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後人據此認為唐時酒價為三百錢，不過崔國輔同樣有詩云：「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哪個可信？王夫之曾經嘲笑這種盲目據詩論事的人「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在討論杜甫生平時，這點不確定性不能不注意。此外，杜詩的編年都是後人完成的，詩的次序不同，事情的先後便會變，這也可能造成載然不同的結論，這點在談及杜甫的死時會提到。

　　杜甫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出生於河南鞏縣，童年時一度寄養在洛陽姑母家中。二十歲時因為有親人在江南為官，乘便漫遊吳越，歷時三至四年，於735年回洛陽參加進士試，落第。736年其父杜閒調到兗州（今山東西南）為官，杜甫藉機漫遊齊魯，為期約五年。741年歸洛陽，並於744年和李白、高適相遇，詩歌史上最耀眼的雙星交會，這是文學史上重要的大事。李杜同遊數月始分手，次年又於兗州相會。

　　746年杜閒調至長安附近，杜甫來到長安，開始了「旅食京華春」的十年。因為杜閒的病逝，杜甫開始變得窮困，奔走於顯貴之門，淪為「賓客」。751年杜甫作《三大禮賦》投入延恩匭，受到玄宗的賞識，得到待制集賢院的機會，但是官位一直沒有下文。這年杜甫寫了【兵車行】。755年被任命河西縣尉，不受，改任看守兵庫的官職，任職前前往奉先家中，作【赴奉先詠懷】。次年在安祿山陷長安之前離開長安，逃亡中被捕而回，757年逃脫，流亡至鳳翔，肅宗任為左拾遺，次年因上表救房琯而被貶為華州司功，一年後棄官而歸。

　　759年是杜甫最艱苦的一年，棄官後流亡於秦州、同谷，最後入蜀。入四川後杜甫受到裴冕、高適、嚴武等人接濟，在成都經營草堂，期間曾遷居梓州，765年遷至云安，766年至夔州。在蜀期間數有出蜀之念，至768年才真正成行。769年行舟於湖南一帶，770年卒，停靈於岳陽，後來移葬河南首陽山。

　　關於杜甫生平最大的爭議是他的死，杜甫死後43年，元稹受其孫所托寫了一篇墓銘【杜君墓系銘】，其中只云：「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對杜甫的死交代得並不清楚（殯於岳陽不表示杜甫死於岳陽附近，一個可能是在尸骨運葬河南時其子宗武病逝，不等不暫葬於岳陽）。對此寫得最清楚的是約在杜甫死後60年，鄭處誨的《明皇雜錄》記載：「杜甫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可能認為暴飽而死太不雅觀，後人對此多有駁斥。駁斥的依據之一是杜詩的紀年，一般杜集在提及縣令送酒肉的詩之後還會再收數首，這證明了杜甫並非在縣令贈食之後即死。但是有些人認為這只是編《杜集》的人為了證明而顛倒排例的次序，詩的順序和史事並不完全符合。馮至則稱牛酒流言的起源是縣令重尋杜甫不果，以為已死，於是立了空墳，這是無據的猜測。當然，郭沫若為了證明杜甫死於牛酒而提出的所謂「腐肉中毒」的「科學的說明」也是胡說八道。總的而言，杜甫的死也是一個無法證明的、沒有必要細究的謎，這絲毫不會影響我們對詩聖的評價。不過為此弄虛作假的人仍有不少，例如有人托韓愈之名寫了一首詩【題杜子美墳】，明顯是偽作：「當時處處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又有人托李觀之名作【杜拾遺補傳】，文中說：「洎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聞。」，這便更加荒唐了：杜甫死時玄宗已經死了八年，怎可能下詔求之？

　　杜甫最令人詬病的，是他太缺乏獨立的生活能力，少時依賴父親，父死之後便落泊貧寒，淪為賓客。任拾遺及華州司功時雖有自立能力，但是為期不過兩年，入蜀後便不斷依靠高適、嚴武、章彝、柏茂琳等人，762年搬到梓州是為了依附章彝，764年準備出峽，因為嚴武回蜀而折回成都，765年離開成都是因為嚴武的死。杜甫的遭遇和「奴才相」，和這種「寄食友朋」的生活作風或多或少有點關係，雖然唐時文人以此營生的甚多，但也不是開脫的好藉口。

　　對杜甫生平的常有的一個誤解是以為他一生窮困，其實不然。造成這假象的原因之一是杜甫有時的確很窮，例如他在長安時奉先家中的小兒餓死（可能不是饑餓，而是營養不良致死），在同谷時被逼拾橡為食（但是有馬可乘？？）；另一原因則是因為杜甫愛哭病賣窮，常常把自己寫得很可憐，例如他在【進《三大禮賦》表】中說：「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實際上少年時杜甫漫遊江南齊魯，過的是：「放蕩齊魯間，裘馬頗清狂」的生活。又如他說：「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連高步瀛也不得不說：「此等皆是加倍寫法，實事杜公當不至此。」杜甫的生活並不總是貧困，成都草堂有桃林、竹林、菜圃、荷池，在夔州主管百頃公田，請了好幾個佣人，這些時候仍寫「恆饑稚子色凄涼」便令人難解了。

　　若果杜甫不熱心功名，能像陶淵明那樣帶月荷鋤而安於農事，其實可以過不錯的生活。不過若杜甫沒有那份濟世為官的慾望，杜甫也就不是杜甫，我們也就少了許多好詩。

題外話：同情分

　　根據范正敏《遁齋閒覽》記載，北宋李廷彥曾以百韻長詩呈請上司指教，其中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司看後為之惻然，向李廷彥表示同情，李廷彥恭恭敬敬地說：「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聞者譏之曰：「但求詩對好，不惜兩重喪」。清小石道人所輯笑話集《嘻談錄》記載有相同的故事：

資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宦，中聯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謔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李廷彥可能只是為了協韻而編造故事，但是文章中的這種「苦肉計」卻十分常見，據說若以1999年國內高考作文作統計，有兩成考生都是遭受到父母雙亡厄運的孤兒，相對而言，杜甫的哭窮還是有點分寸的。

杜甫性情

　　和李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不同，杜甫是完全入世的。對於杜甫的性格，歷來主要稱讚其「忠君愛國，憂民患時」，《新唐書》稱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所稱賞正是他的忠君，朱熹亦因此而評之為「五君子」之一。杜甫的性格和他的儒家思想是分不開的，王學泰稱「杜詩代表了唐代儒學的最高成就」（有趣的是，1980年當儒學還被認為是「四舊」時，王學泰聲稱決定杜甫思想的不是儒家。結論前後雖然很不一致，對杜甫的讚揚不變），實際上杜甫雖然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詩句，但這不過是一個窮固文人的呻吟和臆想，在杜甫生活安定時（如任左拾遺期間），很多詩歌都沒有這種力度，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相比，杜甫不過是一個在逆境中才能看到時弊的人，稱杜甫為大儒實在是過譽。

　　杜甫的儒家思想主要反映在他重視門第階級以及對功名的進取上，其中尤以後者最明顯。唐朝仕人入仕有三條路（和李白五十多歲仍從軍討賊不同，杜甫從未想過從軍這條路，「奉儒守官」，是典型的儒生），其一是科舉，杜甫參加了兩次皆落第；其二是通過延恩匭向皇帝直接陳情，杜甫做過三次，其中一次受玄宗賞識，但是卻遲遲沒有分到官職；其三是投詩權貴，希望得到推薦，這種例子在杜詩中有極多。李白詩云：「安得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雖然李白並不能完全做得，但是他一生中屈節求人的次數的確極少，而且對看不起的人絕不下求。杜甫詩中也說過：「獨恥事干謁」，但是言行卻很不一，用馮至的話來說，杜甫「為了求得一個官職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曾求過的人很多，其中品行低下的不少（例如鮮于仲通和讒害過李白的張垍），又在【封西岳賦】中大捧楊國忠……除了謀官，對贈以財物的人的吹捧在杜詩中也占了很大部分。對於這種沒有骨氣的行為，杜甫想必十分痛苦，自嘲說「苦搖求食尾，常暴報恩腮」，而王夫之《詩廣傳》則說得更刻薄：「若夫貸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遊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嘆之緣飾之為文章，自繪其渴於金帛、沒於醉飽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

　　可笑的是，即使事實是如此的明顯，要為杜甫粉飾的人仍然不少，盧元昌便從【杜位宅守歲】的題目入手，認為：「（杜）位為（李林甫）婿，不免附勢，故為公（杜甫）從兄弟直書曰杜位宅，既不弟焉，又從而姓之。按公於宗人未有姓之者，如示從孫濟只濟耳……惟位往往姓之，於成都寄詩曰寄杜位……合之此篇，命意可見。」其意是指杜甫最重門第關係，族人一般不加上姓，而獨獨在杜位名上加姓，是因為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很可能品行不佳……如此穿鑿，高步瀛稱他「未免周內」。實際上杜甫杜預未必同宗，而杜甫如果看不起杜位卻仍到其宅守歲，只會更加顯得他虛偽和沒骨氣。

　　對於杜甫被授河西尉而不受，有人亦加以美化（如馮至），認為杜甫是像高適那樣不想鞭撻或魚肉人民，但是縣尉雖然可以魚肉鄉民，並不表示縣尉一定要魚肉鄉民。對於杜甫不受河西（今四川宜賓）尉而改受京城的官，郭沫若的解釋最合理：杜甫「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希望留在京城，因為這裡有更多的機會。

　　渴望做官的慾望過強，使杜甫常有庸俗之處，例如在詩中常以官位自誇，陸遊對此很不滿，寫【秋興】諷刺：「功名不垂世，富貴但堪傷。底事杜陵老，時時矜省郎」，大意是說沒有功績，做了官也沒有甚麼值得自誇的。

　　對功名的熱衷決定了杜甫性格的主要特點，但是杜甫並不是只有「忠愛憐憫」一張臉孔，其詩中幽默戲謔之處常有，輕狂快意之處也不少，而對友之誠、對妻兒之愛更是超出儒家「忠愛」之外的亮點。此外《新唐書》云：「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舊唐書》云：「（嚴）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兩書都說杜甫放誕，這在杜詩中很難讀出來，未知是真是假？

解讀杜詩

　　前人為詩集作注，杜詩無疑是其中注釋最多的，因為對杜甫的尊崇，許多人不僅僅要從杜詩中讀出個所以然來，還要從每一句中都讀出所以妙來，於是便多了許多奇怪的評論。前者例如【古柏行】中的：「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括《夢溪筆談》譏「四十圍」不確，後人則引經據典反駁，又周三徑一的計算一番，到最後仍無定論（《唐宋詩舉要》中舉前人的分析用了整整一頁），只是未知這種討論又有何用？後者如【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詩句一味的夸張而乏靈動，浦二田卻云：「寫水勢兼帶風聲，筆墨生動」。又如【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乾坤莽迴互」浦二田稱此句：「欲括一篇【天問】矣。」以下再舉數則：

一）「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是講「借對」時常用的例子，是【曲江】的頜聯。律詩頜聯雖然應該對仗，但也時有例外，所以杜甫這聯最初被視為沒有對仗。不過博學的沈括還是找到了這聯是對仗的原因：鄭玄注《周禮》時說「尋」是八尺，「常」是兩尋，所以「尋常」二字是數字對（實際上是量詞對），可以「七十」相對。趙彥材對此並不同意，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為例，認為杜甫不拘於數字對，指沈括迂鑿，但是後人論詩時大多贊成沈括的話，甚至有人稱之為不俗的佳對。不過，用同樣的邏輯，「月」是三十日，同樣是量詞，有誰認為「日月」和「五千」可以相對？這種「佳對」能夠成立，只因為作者是杜甫罷了。

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這是絕句【贈花卿】末聯，花卿是花敬定，蜀將，恃功在東川恣意搶掠，殺了數千人，有的婦女只因手帶飾物而被砍手奪物。杜甫參加這樣的人的宴會還寫詩歌頌，這是許多人沒法接受的，所以元人楊載之便提出這詩的真正含意是諷刺花敬定僭用朝庭禮樂，實際是「此曲只應朝庭有」的曲筆。楊慎更稱其「含蓄不露，有『諷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絕句百餘首，此為之冠」。但是並非人人認同此說，高步瀛便認為詩只是譏花卿豪侈，而沒有諷刺他僭用天子禮樂。姑不論杜甫在這詩中是否意存諷刺，「無論如何，讀起來總覺得詩和人是很不相稱的」，杜甫贈花驚定的詩有兩首，另一首是【戲作花卿歌】，奉承之意是十分明顯的：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 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

　　郭沫若書中還舉了另一個例子：杜甫游閬州時曾寫詩稱頌滕王（李淵二十二子）：「民到於今歌出牧」，但是實際上滕王是個驕奢跋扈的人，百姓恨其擾民而怨言極多。楊慎不滿地說：「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仇兆鰲辯稱「正刺其荒游，非頌其遺澤也」，但由詩中一點也讀不出這個「刺」字。大概是門閥觀念作祟，杜詩中對權貴、豪門用曲筆頌揚的例子不少，其實不必諱然。

三）「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出自名作【八陣圖】，詠的是孔明。全聯大意是「以武侯如此陣圖而不能吞吳，真千古遺恨，故精誠所寄，石不為轉。」（高步瀛）。但是孔明一生以聯吳抗魏為宗旨，屢次出伐皆是北征曹魏，從未東征東吳，杜甫在這裡是典型的為藝術不講道理。不過後人迂於事理，認為這種錯有損杜甫的尊嚴，於是有好事者冒蘇軾之名寫了一篇文章，竟然被編《東坡志林》的人誤收入集：「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世人誤會於【八陣圖】，謂恨不能滅吳，非也。我以吳蜀唇齒，不當相圖，晉之取蜀，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為了一句詩便要託夢蘇軾，做鬼也真不容易。

　　前人注杜詩的很多，有的（如浦二田）往往評價過高，有的（如仇兆鰲）常曲解附會，有的（如吳汝綸，桐城派文學家，重文法詩法）則著眼於詩法，把論詩變成論章法，更有甚者愛說能從一句杜詩中讀出多少層意義，仿佛多多益善，這些都不是評詩的正確態度。杜詩雖然壯麗，缺點仍是有的，杜詩過份寫實而缺乏韻味，沒有搖曳之姿，這是一個多人批評過的毛病，此外朱熹稱【夔州】「鄭重煩絮」，【八哀詩】被葉夢得批評「詩中極多累句」，【秋興】被袁枚批評為「習氣太重，無無意味」，馮至亦稱其「『研揣聲病，尋章搞句』……裡面到底寫了甚麼？」，但是這些批評在一般的書上根本不可能找到，有的只是清一色的稱讚，不能不說是偶像效應在作怪。當然，也有的人是像王士禎那樣，雖然不喜歡卻不敢說出來，甚至違心地說杜甫律詩「究竟是歸處」。藝術評論應該有兼容並包的胸襟，但是對於不正確的風氣應該加以批評，對於自己的喜惡也應該有說出來的勇氣，王士禎的圓滑虛偽不是可取的態度。

評論杜甫

蔣兆和《杜甫像》

　　在唐代，對杜甫的評價並不是太高，馮至稱「同時代比較著名的詩人中，無論識與不識，竟沒有一個人提過他的詩」，又據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認為在杜甫生前其詩集只在江漢一帶流傳，江東的人並不知道這個人，這雖然過份誇張了杜甫的失意，但當時杜甫的詩不太受歡迎卻是事實。現存唐人編選的詩集有十種，只有韋莊《又玄集》收錄了杜甫七首律詩，可見杜詩的不被受落。直到死後四十年，杜詩的價值才被真正發現，當時文壇最有識見的人（如韓愈、白居易、元稹）開始把杜甫和李白並稱，其中元白更重視杜甫而韓愈對李白有更多的頌揚，但是一般的人仍然不認同杜甫的成就。

　　宋初西崑體盛行，詩人重視李商隱式的濃艷而把杜甫被稱為「村夫子」，但是隨著宋人尊道（道德，杜甫的忠愛是其受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今人論詩也不例外）重學（學問，主要表現在用典和詩的技法上）傾向的增加，杜詩的地位上升，王安石蘇軾都熱愛杜詩，黃庭堅更是以之為宗。隨著江西詩派的流行，學杜詩成為一時風氣，杜甫的地位到了頂點，李杜二人並為中國詩歌雙峰成為不可更易的結論。

　　杜甫受到應有的尊重，得到讚揚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就像歌迷對偶像以外的歌手加以排斥，後人也常因為對杜甫的推崇而無理貶低其他詩人。其中李白因與杜甫並稱，所受的貶抑最多，元稹在【杜君墓系銘】中便稱：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王安石亦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元稹對杜甫的評價是很中肯的，但是對李白則不公正，首先，李白的樂府高於杜甫，元稹卻只說「亦差肩于子美矣」，李白的絕句遠超杜甫，元稹卻絕口不提。而元稹最看重的排律實際上價值不大，杜甫的排律是古往今來最佳的，但是卻是《杜集》中可有可無的一部分。此外應該注意的是，元稹雖然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但是他故意忽略了唐代以前最偉大的兩個詩人：屈原和陶淵明。屈原的浪漫張揚和陶潛的閒逸恬靜都遠在杜詩之外，所以說「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也是過譽。王安石間接觸到了李白詩歌的一個缺點（詩意偶有重複，參見附錄一：詩病之千篇一律。），但是若要說李白不知變卻是讓人無法認同的，「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這樣詩句豈是「豪放飄逸」四字能盡說？更何況，「周身刀、張張利」是否一定比身懷一把倚天長劍強？

　　在批評一個人之前應先想想他的優點，讚揚一個人的時候也不能掩飾他的缺點，無論揚李抑杜，還是抑李揚杜，論者都只注意到對方的缺點，而對自己喜愛詩人的缺點一字不提，這樣得出來的結論如何能公正？嚴羽云：「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喬億云：「杜子美原本經史，詩體專是賦，故多切實之語；李太白枕藉莊騷，長於比興，故多惝恍之詞。」李白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返樸歸真，是清越悠揚的長笛，聽之回味無窮；杜甫是「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精錘細煉，是沉穩健實的鼓點，聽之激蕩人心。風格相差這麼大的兩個人我們是沒有直接比較的，前人的李杜優劣論不過是個人喜惡的表現，李杜是「不當優劣」的。

　　除了李白外，其他人的詩也給論杜詩的人說得一文不值，例如《歲寒堂詩話》評【哀江頭】時說寫楊貴妃的詩「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長恨歌】中可脫口而出的佳句有數十句，膾炙人口，真的比不【哀江頭】一句？

　　杜詩的絕句遠不如律詩是眾所皆知的，張中行說：「人難得全能，大名家如李、杜，也不是各體都擅長，如古詩，李七古比五古好，杜反之，五古比七古好；近體，李的絕句比杜好，杜的律詩比李好。」，但是許多人仍認定杜甫應是全能的，《唐宋詩舉要》卷八介紹唐人絕句時，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說杜甫：

杜子美以涵天負地之才，區區四言之作未能盡其所長，有時遁為瘦硬牙杈，別饒風韻。宋之江西詩派往往祖之，然觀『錦城絲管』之篇，『歧王宅裡』之詠，較之太白、龍標，殊無愧色。乃歎賢者固不可測。有謂杜公之詩，偏於陽剛，絕句以陰柔為美，非其所宜者，實謬說也。

　　杜甫絕句不佳不是杜甫的錯，是絕句的問題；杜詩絕句像截律詩而成，是別有風韻，這樣的曲論豈能服人？至於【江南遇李龜年】雖常被稱為回味無窮，仍然遜於李白、王昌齡的絕句，更不要說【贈花卿】了。

　　杜甫是寫實主義，李白是浪漫主義也是公論，但是為了說明杜甫是「不擇細流，相容並包」的集大成者，朱寅年稱杜甫為「寫實裡的浪漫」，認為「杜詩在注重現實的基礎上常有發自內心的疏放的浪漫情愫」，實際上是作者把「豪宕之氣抒情言志」直接等同「浪漫」而得出的結果，文中的例子沒法令人相信其結論（例如作者認為「好雨知春至，當春乃發生」、「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贈花卿】等詩「可以看成是發自內心的浪漫抒情」）。

　　「學古人文字，須得知其短處。」，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指責杜甫，而是指責那些為了把杜甫裝塑成無所不對、無所不能的「神」而不惜撒謊作偽的人。杜甫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是不是聖人，歷史上給粉飾得面目全非的人已有很多，我們需要的不是另一尊神像、而是一個有情感、有缺陷，但卻是真實的杜甫。此外文學評論時標準應該一致，胸襟應該開闊，不能為了抬高一個人而肆意地貶低別人，畢竟好詩不是全由一個人寫出來的。

初稿：200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