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怪談》第廿四章 鶯偷百鳥聲

「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

　　中國文化中對抄襲的寬容是頗為令人吃驚的。報紙的文章大篇大篇地抄，網站的內容整頁整頁地抄，商品的外型原原本本地抄，即使在文化界中，抄襲的風氣也盛行不止，賈平凹在《廢都》中用「□□□□（此處刪去xx字）」侮辱讀者的同時，也抄襲別人的詩來侮辱自己；梁羽生《七劍下天山》抄了《牛虻》的情節；魯迅在文章結集時把最早發表的兩篇文章刪去，因為「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也再也記不起它們的老家……」

　　抄襲有許多題面的名目，例如書畫的「臨摹」、文章的「用典」、「參考」、「模仿」、「引用」、「化用」，但是說穿了，抄襲就是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這種偷竊的行為古已有之，班固《漢書》大量抄襲《史記》是較早的一個例子，郭象注《莊子》時竊用向秀的注則是最早被揭穿的一個例子。

　　詩中的抄襲也是歷史悠久，漢樂府詩常有相似的，例如【西門行】（「出西門，步念之」）與【古詩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滿百」同出一胎。曹操【短歌行】中用了《詩經》的「青青子衿」和「呦呦鹿鳴」等六句。兩晉以來這種風氣更盛，北齊邢邵指責魏收對任昉的文章「非是模擬，亦大偷竊」，魏收則反質：「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真可謂難兄難弟，難怪韓愈諷刺六朝詩人「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

　　到了唐朝，用別人句子的例子依然不少，《古今詩話》稱王維「好取人句」，前面提過的「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化自李嘉佑詩，另一句名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則全抄自《英華集》；白居易「巫山暮足沾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化自杜甫「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杜牧改劉長卿「垂楊深處有人家」為「白雲深處有人家」……唐代以後，晏幾道【臨江仙】「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抄自翁宏【春殘】；陸遊「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牆頭」抄自唐代吳融的「一枝紅杏出牆頭，牆外行人還獨愁」，後來葉紹翁又改為「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蘇軾有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元人薩都刺則改為：「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妝，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毛澤東「我欲因之夢寥廓」改自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天若有情天亦老」抄自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一唱雄雞天下白」改自李賀【致酒行】、「賈生才調世無倫」改自李商隱【賈生】……

題外話：讓善

　　古人對於抄有「攘善」和「讓善」之分。攘善是抄襲他人文字為己有，讓善則是把自己的文字署上他人之名。讓善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呂氏春秋》，作者是呂不韋的一眾門客，最後刊行時集體「讓善」，署上呂不韋之名，說穿了，即是請槍手代筆。這種門人讓善，主人攘善的行為歷代都有很多。

　　另一種讓善則是在被讓的人不知道的情況之下發生的，直接點說便是冒他人之名。冒名的原因有很多，王曉漁所說的「對自己的作品擁有足夠的自卑感」是一個原因，為了讓自己的作品能流傳是一個原因，現代人為了牟利是另一個原因。歸根究底，冒名有可行性是因為大眾的獨立鑒賞力太低，只會跟在名字後面轉。這種標準不一、因人而論的現象在文人學者之中也很常見，造成文學評論上許多不公。詞的流傳和作者名氣很有關係，例如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便只選名家詞，唐敦煌詞、兩宋無名氏的佳作一首未選，其他的詞選本也差不多。在這種情況下，試問若不是署上李白的名，【秦娥月】和【菩薩蠻】能否流傳到今天？

　　世無伯樂，只好往自己頭上貼上「千里馬」的標籤，管他是真是假。

　　既然古往今來這麼多人抄襲，那麼文學中的抄襲是否可以原諒？這其實就像問：「別人做賊，我能做嗎？」答案當然是「不」。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是道德問題，或者時髦點，版權問題。抄襲者，宛轉些稱為「文抄公」，刻薄些便是「文賊」。劉攽《中山詩話》記載：「僧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由此可見抄襲雖然是讀書人的事，卻不風雅，和「偷」是等同的惡劣行為。

　　其二是抄襲的效果問題。「人心不同如面」，「人各有志有言，以為詩，非跡人以得之者也」，抄襲抄不出真情感，為了融合和遷就原句的意韻，作者必須對自己的情緒作出調整，從而影響內心真實情感的抒發。

　　最後是藝術創作的態度問題。藝術不是無源之水，不可能沒有前人的基礎，但是繼承前人的成果不等於原原本本地襲用。套用一句用俗了的名言：第一個用玫瑰比喻女人的人是天才，第二個是庸才，第三個則是蠢材。藝術創作非常講求創新性，把天才的詩句貼入自己的作品中只會彰顯自己的平庸，以毛澤東【浣溪沙】為例：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

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毛澤東【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

　　這樣的作品難免有「磨盡三缸水，一點似羲之」之譏。

　　常常有人以「用典」、「引用」和「化用」等名目來為抄襲行為辯解，有人甚至聲稱這樣用「典」乃是高難度動作，「綜合素質較差或一般的詩人都不敢輕易嘗試」，不禁令人想起電影《天下無賊》中賊頭葛優的那句話：「最煩你們這些打劫的了，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做賊當然是很講技術的，但是這並不表示做賊是對的。

　　要恰當地定義何為抄襲並不容易，但是要和「用典」區分卻很容易，「用典」指的是一個詞有出處，所以多於一個詞相同便不是用典。「引用」也比較清楚，它是援引他人言語來支持、表達自己意見的修辭法，所以一般不應作字面上的修改，並應盡可能注明出處，現代文章中更規定必須以引號註明。古代沒有引號，古人對此也不注意，但是今人則不應忽略。詩中引用時加上引號會有點別扭，能夠像李清照【臨江仙】那樣稍加說明便不成問題了。古今抄襲者主要的遁辭就是剩下來的「化用」，「化用」是一個很含糊的詞，只用一個字可以是化用，只改一個字也可以是「化用」，看的只是作者的臉皮厚度。總的說，化用並無對錯之分，重要的是化用時應該有自己的新東西注入，而不只是改頭換面的抄，而如果「用」的成分太重就應該加以說明。

題外話：文賊之最

　　周錫恩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善談洋務西學，甚得張之洞的器重。周錫恩曾因納同族女為妾而被宗族控告，因張之洞的庇護才得無事。張之洞壽辰時周錫恩被推選出來寫壽詞，文章寫得駢麗典雅，很得張之洞喜愛，還常拿來給客人觀賞。後來張之洞的屬員趙鳳昌發現該文幾乎完全抄自龔自珍的文章，張之洞知道後「默然長吁」，說「周伯晉欺我不讀書」，因此疏遠周錫恩。周錫恩為此怨恨張之洞和趙鳳昌。

　　當時另有一人叫徐致祥，他科舉考試的文章抄襲了張之洞的舊文，因為中選考生的文章都會被刊印，所以抄襲一事很快被人發現，醜聞傳得無人不知，令徐致祥十分尷尬。後來張之洞在兩湖行洋務時大辦工廠，財政上入不敷支，徐致祥借機狠狠參了一本，把張之洞弄得非常狼狽，趙鳳昌更被革職。抄人文章高中後反咬一口，徐致祥當然是小人，後來被發現是彈劾奏文真正作者的周錫恩則更是狼心狗肺。

　　更有甚者，周錫恩後來刊刻文集《木芙蓉館駢文》時竟然把抄襲的壽文也收錄進去，別人勸他，他說：「《史》《漢》有全篇抄人文字之例，何害？」臉皮之厚實非常人可比。

　　周錫恩後來因浙江科場舞弊案而被革職，案中的主角是周福清──魯迅的祖父。

「抄襲，是因為太喜歡原作品，而太不喜歡原作者的名字」

　　雖然有「用典」、「化用」的掩護，抄襲畢竟是偷偷摸摸的事，能夠為之開闢出一條光明道路的人是王安石。錢鍾書稱王安石最好勝，「欲與古爭強梁，占盡新詞妙語」，所以「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不過王安石對襲人字句最重要的發明是集句（見p. 45），自他以後，集句便成為一種風雅的「抄書加創作」形式，不被認為是抄襲（事實上集句也不是抄襲）。集句是一問高深的創作學問，很需要才學，但是畢竟是沒有立意的拼湊游戲，沒有甚麼佳作。

　　王安石之後有黃庭堅，他說：「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又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抄襲能抄出個理論，不得不佩服黃堅庭，不過把杜甫和韓愈也拉下水未免有失厚道。

　　黃庭堅之後，抄襲者由地下轉到地上，打著「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旗號肆意掠奪前人的詩句，黃庭堅本人頗有斬獲：

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徐陵【鴛鴦賦】

山雞照水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黃庭堅【題畫睡鴨】

……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
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白居易【寄行簡】

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黃庭堅【黔南十絕】

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黃庭堅【黔南十絕】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复本源……──白居易【歲晚】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黃庭堅【黔南十絕】

《道山清話》記載了相關的故事：

……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紆（曾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為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爾。』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十首絕句皆「忘其為何人詩」已是奇事，知道是他人作品仍署上自己的名更是荒唐，更難得的是讀者大讚抄得好，作者自誇偷得妙。黃庭堅曾說「文章最忌隨人後」、「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於字詞上的確是爭工奪巧，刻意求新，在詩句上卻這樣整句襲用，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有了開山祖的身體力行，江西詩派的其他人更不客氣，陳師道改杜甫「文章千古事」為「文章平日事」、「林昏罷幽磬」為「林昏出幽磬」、「乾坤一腐儒」為「乾坤著腐儒」、「古人日已遠」為「斯人日已遠」、抄「百年雙白鬢」；陸游改徐俯「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為「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七日食猶寒」、改蘇軾「賣劍買牛真欲老，乞漿得酒更何求」為「乞漿得酒人情好，賣劍買牛農事興」……抄是抄了，到底是點鐵成金還是點金成鐵便見仁見智了。

　　雖然江西詩派並不總是生吞活剝的襲人字句，他們對舊典、舊句的新用也有許多令人贊賞的地方，但是缺乏獨立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別人的籬笆內再圍細圈，能有多少空間？「傳派傳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陳籬下休安腳，陶謝行前更出頭。」，能有這樣的見識，楊萬里才能脫離江西詩派而自成誠齋一體。

題外話：夢中得句

　　國內作家劉心武曾在夢中覓得詩句「十年江湖夜雨燈」並以此自誇，但是很快便被人揭穿這是抄襲黃庭堅的「江湖夜雨十年燈」。在創作的過程中，把別人的佳句妙語和自己的構想混在一起是常有、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所以認為劉心武存心抄襲的人並不多。他鬧出的真正笑話是：1）原詩【寄黃幾复】是相當有名的作品，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一定知道；2）他把詩「抄」錯了，平仄不合，所以他可能根本便不會詩。劉心武為這事被弄得相當尷尬，後來他辯稱這是故意開個玩笑，但是，又有誰信？

　　宋人王禹偁也有相似的經歷，他的名作【春居雜興】「兩株桃杏映籬斜，妝點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最後兩句，他的兒子認為是抄襲杜甫「恰似春風相欺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請他改掉。王禹偁聽後大為高興，說我的詩竟好得能逼近杜甫！不但沒有改掉，還寫詩自誇：「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真懷疑他是真的以為是杜甫轉生，還是在耍流氓……

「鶯偷百鳥聲」

　　皎然《詩式》認為詩有三偷：其下者「偷語」，即上面說的盜人字句；中者「偷意」，即竊人意旨；上者「偷勢」，即襲人佈局。

　　偷意也是一種化用手法，但是它不同偷語，因為它還有語言上的原創，所以所受的指責少得多，好的例子還常被人稱讚，李清照化范仲淹「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為「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總是拾人牙慧便難免被人嘲笑，所以賀鑄被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譏諷：「非不楚楚，總拾人牙慧，何足比數」，好用晚唐詩句的周邦彥則為王國維譏為「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王國維並不反對偷意，但是在認可「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的同時，他強調：「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即是說用他人的意旨時必須有自己的體會，否則便會缺乏真情感，所以他對拾人牙慧的賀鑄的評價是：「非不華瞻，惜少真味。」

　　偷勢所受的指責更少，皎然本人便說「吾嘗其俊，從其漏網」。偷勢最著名的例子是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它模仿了崔顥《黃鶴樓》的佈局。蘇軾的【冬景】也很有名，它模仿了韓愈的【初春小雨】。語不同，意有別，所以不被視為抄襲。偷勢要做得好也不易，顧炎武說「文章之病，全在模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王士禎模仿柳宗元【江雪】而寫的【雪後憶家兄西樵】便是一首「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的效顰之作。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韓愈【初春小雨】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蘇軾【冬景】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竹林上斜照，陋巷無車轍。千里暮相思，獨對空庭雪。──王士禎【雪後憶家兄西樵】

　　無論是偷意還是偷勢，被偷得的多了便成俗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次誦詩會中，我聽到一首詩的題目後便知道它的寫法和大致內容，甚至猜到它會用一句短句結束全詩，這樣千篇一律的詩已經如此陳爛，何必浪費時間再寫一首？初學詩詞者常以偷勢、偷意之法練筆，這和書法的臨摹一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有些人不是取其章法寓意，而是直接在原詩詞上作出修改，改了數字後便稱之為自己作品，這是非常不應該的──我們總不能臨摹了【快雪時晴帖】後當成自己的書法發表吧？

　　最後，老實交待：本文也可以算是抄襲，因為文中引用了不少他人的文章詩句，所說的話也大都是有人說過的，不同的只是若干觀點和一些新的例子。容我用Wilson Mizner的名言自辯一番：「當你從一個作者那裡偷東西，那就是抄襲；「如果你從許多作者那裡偷東西，那叫做研究。」──這句話抄自翟華【說抄】。

初稿：200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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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怪談》第廿五章 矮人看戲何曾見？

　　藝術是玄妙的東西，它不像科學那樣有邏輯，也不像宗教那樣有教條，所以藝術的評論往往相去甚遠。從各方面看，藝術更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藝術上的美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完全表達，而只憑心去領悟其中的妙處。

　　欣賞詩詞便如品茶，未入門道者覺得所有茶皆是一樣，入門道者能品出茶的品種，而只有深得茶中三味者，才能道出各茶的甘、清、醇、美，所以周濟說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為淺嘗人道也。」。但是實際上即使是一嘗再嘗，嘗不出箇中真味的仍大有人在，例如周濟自言讀詞十年，才知道姜夔不如辛棄疾，又如辛棄疾的名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陳廷焯稱其「了無餘味」，可謂有眼無珠之極。

　　品茶的另一要點，是尊重自己的口味，茶吃在口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所以不必為遷就別人的言語而改變自己的口味。讀詩詞也是一樣，評詩論詞最可貴的地方不是看過多少書，知道多少別人的話，而是有多少自己的想法。無論有多少個歸木淡把姜夔、吳文英說得半文不值，只要你喜歡，你便應該坦然地說它們好──前人詩話所談的都是他們喝出的味道，信他們的話還是信自己的口？

　　可悲的是，文學史證明，寧信別人而不信自己的人更多。【論詩五首】其中一首云：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是諷刺談詩論詞的人大多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只是人云亦云──就像一個短個子到戲棚看戲，甚麼也看不到卻誇誇其談。這種「矮人看戲」的風氣十分普遍，甚至是歷代文風形成的主要原因。前面提過因為沈約等人的提倡，「四聲八病」之說盛行一時；因為韓愈等人的提倡，奇澀之文一直遺害到北宋；又因歐陽修的反對載然而止。六朝的宮體、西崑體、江西詩派……文學史上這些流派和風氣的形成都是少數幾人提倡，而多數人只是盲目跟從，正因為矮人們沒有主見的亦走亦趨，所以許多弊病明顯的文風仍然能夠流傳數十年。

題外話：雜說禪宗

　　禪宗對中國的文化影響深遠，詩歌、書法、繪畫、甚至建築中都有禪的味道。禪宗是佛教的一支，所以常有人認為學禪即是信佛，實際上不然，禪宗並不贊成偶像的崇拜，它是一種生活的哲學而非宗教，丹霞燒木佛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曾到洛東慧林寺，因天寒，遂取殿中木佛，燒之取暖，院主見之呵曰：「為何燒我木佛？」師以仗撥灰說：「吾燒取舍利。」院主說：「木佛那有舍利？」師說：「既無舍利，再取兩尊燒之。」院主遂悟自性。

　　禪宗認為佛是一種精神境界，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所以不假求於神佛而追求自我的參悟。「禪無文字，須是悟始得」，這種參悟是沒法言傳的，禪者只有經過刻苦思索才能頓悟人生的真諦，從而達到佛的境界。 禪者的不斷思索便像一個吹得越來越大的氣球，頓悟是那突如其來、令其解脫的一針。因為這一針的難遇難求，頓悟是學禪的瓶頸，被形象地稱為無門關。因為沒法言傳而又不得不以言傳，所以禪宗的話語給人玄妙機辯的感覺，許多禪宗公案都像啞謎或巧辯，而學禪者也常誤入歧途。曾有僧問趙州和尚狗是否有佛性，趙州說「有」。該僧又問狗既有佛性，緣何投生為狗，趙州的答案是「牠明知故犯」！趙州的這句「明知故犯」實際上是對提問的人的棒喝，學禪者執著於問題的思考本身而不是想通過思考達到了悟同樣是知錯而故犯。

　　和佛學的悲觀不一樣，禪是一種積極的生活哲學：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洪湮禪師）曰：「拈柴擇菜。」曰：「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仔細。」

　　以最積極的、「更須仔細」的態度去做好每一樣事，這便是禪。日本藝術受到禪的影響最大，除了文學書畫之外，能劇、茶道、花道、甚至武士道都融入了禪的生活觀。以茶道為例，日本茶道有「一期一會」之說，其意是一個人不可能在同樣的時間、環境，以同樣的心情去為另一個人煮兩次茶，所以煮茶的人必須珍惜這次機會，全力去煮；同樣道理，品茶的人也應珍惜這獨一無二的茶，要仔細去吃這杯茶。這其中的哲理和西方的「一只腳不可能踏入相同的河流兩次」是一樣的，但是能把這種哲學融入生活實踐卻是十分了不起的。

　　詩詞和禪的關係主要有三：一）以禪語、禪理入詩，例如蘇軾【題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二）以禪意入詩，例如王維【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主要都是山水之作，王維和晚唐詩人多作）；三）以禪理論詩，其中以嚴羽最著名，此外王國維的「境界」、詩話中常用的「第一義」、「皮相」等等都來自佛典。

浙西詞派

　　受文化氣息的影響，不同朝代之間的詩詞差異很大，元代是個講究真性情的朝代，所以元人貶宋詩而宗唐詩，愛好北宋詞而看不起南宋那些只有文字而缺乏情感的作品，這種觀點一直到明代仍是主流。到了清代，好古、重學問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清初的政治環境也逼使文人收斂性情，所以清人拋棄了活潑淺俗的散曲，重新投入詩詞的寫作。因為詩中重學問的傾向太過而嚴重缺乏抒情的能力，詞得到「中興」，成為詩之外寄興抒情的主要文體。

　　清詞的中興應歸功於陳維崧和朱彝尊。陳維崧詞近蘇辛，和同道一起被稱為「陽羨派」，但他並不積極成宗立派，所以影響不大。朱彝尊推崇姜夔和張炎，主張以清空醇雅去改正明代靡弱浮薄的詞風。為了推衍他的詞學主張，他輯集唐宋元詞編成《詞綜》，在書中稱「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詞綜》風行浙西，詞人翕然從之，其後又刊有《浙西六家詞》，所以被稱為「浙西詞派」。浙西詞派認為詞「宜於宴遊逸樂，以歌詠太平」，致力於形式上的雕琢，講究聲調和諧，辭句工麗，這都和南宋格律派一樣，但是內空的空虛狹窄和意境的單一乏味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朱彝尊的觀點清人已有批評，例如文廷式說：「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為冗漫」，但是因為朱彝尊在詩壇的地位以及《詞綜》的刊印，浙西詞派主宰康乾詞壇百餘年，而其以南宋為宗的觀點甚至一直持續到王國維之前，由此可知隨波逐流的矮人之多。

題外話：宗唐？宗宋？

　　詩不必考慮協樂，也沒有豪放和婉約之爭，所以詩的朝代之說較簡單。對於漢以來的詩歌，可宗法者有漢魏、盛唐、晚唐、兩宋四個時期，其中漢魏詩大概不超出盛唐的範圍，而晚唐在盛唐、兩宋之間，所以詩的朝代之爭可簡化成宗唐、宗宋之爭。

　　宋詩和唐詩最大的不同是宋詩愛說理、愛以學問語入詩。這一方面是因為宋代重學問，另一方面是因為道家、禪學興盛，詩人把哲學的思考帶入了詩中。這種詩「尚理而病于意興」的弊病很明顯，但是直到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才提出批評：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遼金詩人性情強烈，元代文人自我放任，宋詩重理智輕情感的傾向並不受落，所以元好問、元四大家都以唐詩為典範。第一次宗宋之風發生在明初，朱元璋腰斬高啟，把宋濂「文道合一」、重視道德說教的觀點視為正統，詩風文風於是大變，宋濂主張「文非道不立」、「道外無文」，稍後一點的台閣體更認為詩文應該「歌頌聖德」，抒寫「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所以他們推尚宋儒道統文學，所追慕的實際上不是宋代的文學家，而是北宋五子、朱熹等理學家。這種文風很快受到前七子、吳中四才子的批評，李夢陽等發起复古運動，一掃道統詩風，不過當時仍有唐宋派的苦苦支撐。唐宋派實際上是宗宋的道學派，唐順之《與王遵岩參政》說：「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曾鞏的文和邵雍的詩（邵雍詩例子參見附錄一：詩病之有義無象。）在宋代並不突出，唐氏重的是其理學而不是文學，這種不是文學的文學觀很快被棄忘。

　　清人重學問而壓抑性情，所以宗宋詩風不可避免的重現，首先是查慎行，後一點有厲鶚，但是受壓於王士禎的「神韻說」（詩風近晚唐），影響並不大。乾隆年間翁方綱提倡「肌理說」，以學問論談詩，但是因為袁枚「性靈說」的盛行而影響有限。能讓宋詩風行一時的人是曾國藩，他古文繼承「桐城派」而成立「湘鄉派」，詩歌則愛好黃庭堅而掀起了「宋詩運動」，「宋詩運動」主要是重視正統道德，藉以抗衡西學的沖擊，在晚清影響頗大。

　　宋詩自有其可愛之處，但是總的而言，歷史上宗宋詩風的出現都是看重它道學、學問的一面，而不是宋詩的文學成分。單就文學性而言，宋詩雖然精工，意韻卻遠遠及不上唐詩。

常州詞派

　　宋詞的確是「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但是工則不真，變而未通，浙西詞派沿這條雕文琢字的路走下去，瑣碎乏味的弊病便十分明顯。這時張惠言另立旗幟，編了《詞選》，在序中提出詞非小道，應該有和詩相當的地位，他又以經學的手法講解詞，形成一定的影響。《詞選》後附有張惠言等人的詞，多為常州人，所以被稱為「常州詞派」。以經學講詞是相當牽強甚至惡心的（見下章），雖然在張惠言的影響下這種觀點仍有不少矮人追捧，但是其限制很大，真正讓「常州詞派」造成深遠影響的人是周濟。

　　周濟的觀點實際上和張惠言頗有出入，並不盲從張惠言的經學式解詞，對前人的評價也有自己的一套。周濟簡化《詞選》，從中取出周邦彥、辛棄疾和王沂孫，又加上張惠言看不上眼的吳文英，輯成《宋四家詞選》，認為學詞應「問塗碧山，曆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周濟的論詞有許多精到之處，尤其對兩宋詞的評價，例如：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土而衰于樂工；南宋盛于樂工而衰于文土。

　　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雖然對北宋詞的評價高於南宋，周濟所選四家詞卻以南宋為主，這是因為他繼承了張惠言詞有寄託的觀點，認為：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裡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

　　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寄託不是我們所說的寓意寄託，而是模糊的、「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的寄託，所以他推崇吳文英喻意晦澀的詞，稱「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此外他重文字之學，他認為詞的最高準則是「渾厚」，要做到渾厚便要「鉤勒」，所以他批評蘇軾「不十分用力」，又以他認為「愈鉤勒，愈渾厚」的周邦彥為正宗。周濟並沒有說明何為渾厚，從「針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一句看來，渾厚大概是和「拙率」相對，指詞華麗、富含意薀而又不露痕跡，這便難怪他以溫、韋、周、吳為宗。

　　經過周濟的變化，常州詞派變得系統，影響整個晚清詞壇。此後作詞論詞者，幾乎沒有超出常州、浙西兩派範圍的，所以現在看到的多數詞話，若不祖法姜夔、張炎，便以周邦彥、吳文英為宗，朱孝臧選《宋詞三百首》是很好的例子。便若不是王國維以驚人的眼光和勇氣提出意境論，這樣的詞風只怕還得主宰數十年。

題外話：詩三百

　　因為《唐詩三百首》的成功，後人選詩詞常以三百首為題。手上有一本海南出版社的《中國古詩詞曲三百首10種》，印刷粗劣，完全沒有評注，好處是數量夠大。書中收有《詩經》、《楚辭》、姜書閣《漢魏六朝詩三百首》、孫洙《唐詩三百首》、朱孝臧《宋詞三百首》、金性堯《宋詩三百首》、羊春秋《元曲三百首》、鄧紹基《元詩三百首》、諶沛《明詩三百首》、劉建國《清詩三百首》。其中《唐詩》選得最好，《元詩》也選得很有水平，《元曲》不過不失，《宋詞》、《宋詩》、《明詩》、《清詩》卻都選得極差。明清二代尚可以解釋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宋詩詞便不能不怪選者的角度了。除了以上十本，家中還有延邊人民出版社《唐五代詞三百首》，周羽發主編，選得尚可，不過書中的點評水平參差，時有俗筆和錯誤。

　　有趣的是，為兒童所選的宋詞和元曲集一般都比《三百首》好，或者是因為編者把重文字的詞曲篩去，留下的都較有「真味」吧？

　　四九年之後，文學界進入痛苦的時期，在「政治掛帥」、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年代，談詩說文都要講「階級立場」，講「革命意義」，於是詞論淪落為政治批鬥。王安石是改革派，張孝祥、胡銓、辛棄疾、陸遊主張抗金，他們的詩詞便是好的，歐陽修、晏殊是官宦階級，柳永、周邦彥流連青樓，他們的作品便要批判。這種荒唐的論詞方法早在文革之前便已盛行，即使兼容並包如胡雲翼也不例外，其《宋詞選》便以南宋早期愛國主義的詞為主，選辛棄疾的詞的數量比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等人加起來還要多，可見其標準的不一。此外他批評秦觀【鵲橋仙】轉化、沖淡了七夕故事所包含的反封建迫害、把無名氏【青玉案】「年年社日」理解成「反映作者亡國後沉痛的心情」，很明顯可以看出是摻入了政治觀點。

　　文學便是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道德教化的傳聲筒。在關心家事國事，開拓詩歌題材主題的同時，應該尊重詩詞的文學性和抒情性，雖然所有體裁內容都可以入詩，但是都不應成為評詞的唯一準則。

　　此外，欣賞詩歌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觀點，不能總是隨波逐流。文學風氣的慣性（或惰性）很大，前人的觀點通過潛移默化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人，要改變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們珍惜心底最真的那一點感動和共鳴，而不過多考慮他人的言語和文學理論上的條條框框，詩歌的欣賞並不困難。

題外話：【靜夜思】

　　曾經看過劉士林先生的一篇文，說香港某理工學校的校長很重視學生的古典人文知識，有一次研究生面試，他出了一道題目，叫應考者各背一首唐詩。結果應考的七個人張口都背了「床前明月光……」校長為此深嘆古文教育的不足。

　　劉士林先生對此的評論很有意思，抄錄如下：

「但校長畢竟是搞理工科的，所以在他頗有不以『床前明月光』為意的意思。而在我看來，這首小詩卻是最適合表達唐代詩歌精神的，而由於唐詩代表著中國詩歌的最高境界，因而李白的【靜夜思】無疑就是中國詩歌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如此看來，背誦【靜夜思】有甚麼不好呢？再者說，理工科學生之所以把它當作唐詩的代表，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不像文科學生，太容易受各種教科書的影響，特別是沒有甚麼文學理論的條條框框，因而這種喜歡才顯得純粹和完全發自內心，有一種生命的天機在起作用。反過來問，難道叫他們背誦深沉如老杜的【秋興】或更加道德化的元白新樂府，抑或是其他不是過于理性化就是過于感傷的詩作，才能叫人覺得滿意或以為有了人文精神麼？當然不是，這首詩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它來得如此自然、直接，其間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智和知識的活動，這難道還不是最上乘的詩歌嗎？」

　　沒有文學理論的條條框框，純粹而發自內心，詩歌的讀、寫全在於此。

初稿：200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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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怪談》第廿六章 難怪屈原變成同性戀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領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聯云：『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煙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才形容得盡，念在嘴裡，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煙』：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煙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毛奇齡是清代經學家，狂放自負，最愛與人唱反調，蘇東坡的【惠崇春江晚景】首句云：「春江水暖鴨先知」，毛奇齡看後十分不屑，說：「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頗為令人噴飯。對於這位「包拗頸」，袁枚還有點涵養，只是說：「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中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鳲鳩皆可在也，何必『雎鳩』耶？」張恨水便不那麼客氣，說：「世固有此笨人，責之無益。」

　　張恨水另有一句話：「李後主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文人嗤之，以為至此尚有心對宮娥揮淚耶？殊不知此便是後主。如曰：『揮淚對干戈。』則至少是岐山之大王矣。」李煜「揮淚對宮娥」一句多受指責，或稱應作「揮淚對干戈」、或稱應作「揮淚對祖廟」，所言者皆不知藝術為何物，徒煞風景。

　　像這樣以事理論詩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杜牧【赤壁】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顗《彥周詩話》說：「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又如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有人嘲笑說秦時明月不可能照到漢時的關，沈德潛解釋說：「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楊慎則說得更牽附：「子雲賦『欃槍為闉，明月為堠賦』，此詩借用其字，而用意深矣。蓋言秦時雖遠征，而未設關，但在明月之地，猶有行役不逾時之意。漢則設關而戍守之，征人無有還期矣，所賴飛將御邊而已。雖然，亦異乎守在四夷之世矣。」

安格爾【大宮女】

　　這樣讀詩解詩都是不好的態度，試想想面對著明月古關，有誰會去理會這是秦關漢月還是秦月漢關？【出塞】的妙處，在於把對千年史事的感概濃縮在看似無理的「秦時」、「漢時」四字，並以這種錯亂不清的時間關係去讓人感受歷史長河中的幻變與不變，若我們像沈潛那樣把將詩句理解成秦漢時的明月和古關，這些背後的意韻便沒有了。詩歌的妙處，很多是「不可說，不可說，一說便錯」，與其以道理強讀強解，不如像陶淵明那樣：每有會心處，不求甚解。

　　詩詞是感性、抒情的，若事事以理度之，詩的趣味便蕩然無存。安格爾的名畫【大宮女】曾經被人譏諷「多了三節脊椎骨」，其學生回應說：「這是為了美的要求，只有這樣秀長的腰才能使她顯得如此柔美」。藝術的美和真並沒有一定的關係，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對那些不知藝術為何物的「笨人」，我們不妨學安格爾那樣幽默一番：「在我看來，上帝應該這樣創造人」，或者像馬蒂斯那樣：「那不是一個人，那是一幅畫」。

「腐頰爛吻，觸目可憎」

　　讀詩最最下乘的方法，是捕風捉影，斷章取義，強以自己的牽附去解釋詩詞。這種文學詆毀由來已久，高力士便曾向楊貴妃挑撥，說李白【清平調】以飛燕比喻貴妃是貶其卑賤。《左傳》更早有記載，盧蒲癸曰：「賦為斷章，余取所求焉。」，即從詩中取一章一節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不管其原義。

題外話：【蜀道難】

　　【蜀道難】是李白無人不知的名篇，詩除了把蜀道的險惡描寫得驚心動魄外，造句用字同樣令人心神搖動，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即云：「起句『噫籲嚱，危乎高哉』七字，如累棋架卵，誰敢並於一處？」

　　【蜀道難】並不難懂，但是一首詩太有名，將之用來做文章的人便多，古代喜歡穿鑿附會的人又不少，以是便有了許多解說。首先是唐人范攄《雲溪友議》說「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即李白怕杜甫、房琯為嚴武所害，勸其早早還家，《新唐書》用此說；其次是黃庭堅在一本太白詩集看到題下有注：「諷章仇兼瓊也」，於是信以為李白刺章仇有異志，沈括、洪邁都用此說；再後來是元人蕭士贇提出這是諷刺玄宗入蜀，沈德潛用此說；另外有一說認為是李白送友人入蜀而作，有的《李白傳》更明說是送王炎入蜀；最後是有人認為這是李白寫自己的仕途，附鑿明顯，信的人不多。

　　以上各說，前三種都是錯的。一）范攄之說純是胡猜，首先因為嚴武和杜甫的交情很好，其次是李白無從得知嚴武要害杜甫，最後是因為杜甫入蜀時兩人音信不通（李白在湖南一帶，杜甫流亡於甘肅同谷縣）。二）章仇兼瓊是一個不錯的官，唐人載孚《廣異記》記有鬼官命人代章仇死的故事，史書對他評價很高，李白也曾在詩中稱讚過他，以李白的性格和作風，不太可能這樣一褒一貶。當然，最重要的是有該句注的李白詩集並非李白手跡。由此可知【蜀道難】共非刺章仇兼瓊。三）殷璠《河嶽英靈集》收有【蜀道難】，而序中聲明只收開元二年至天寶十二年之間的詩，所以【蜀道難】一詩必寫於天寶十二年或以前，玄宗入蜀是天寶二十年的事，李白不可能未卜先知吧？

　　其實唐人孟棨《本事詩》早說過：「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複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王定保《摭言》也有相似的記載，若以二人之言為據，【蜀道難】應該寫在李白出蜀地之後，入京之前。李白幾次入長安仍無定論，可能是一次，在天寶元年，也可能還有一次，郭沫若認為在開元十八年。無論如何，時間太早，都不可能有上面這三種寄託。所以李白寫【蜀道難】，若不是送友人入蜀，便應該是「即事成篇，別無寓意」。

　　俞平伯力證【蜀道難】是諷刺玄宗而不可能是毫無所指，因為：「從常情觀察，這詩既這樣的鄭重叮嚀，一唱三嘆，又那般大聲疾呼，危言聳聽，自不宜看作漫無所為。若非當時深有所感，確有所指，亦不易寫出這樣瑰異崢嶸的長歌來。」或者便是這麼多人胡思亂想的原因。但是如果細讀，這段話中哪句有必然的邏輯關係？詩不能盡以常情去看，考證則需邏輯的判斷，這兩點俞平伯都不合格。還是趙翼《甌北詩話》說得好：「說詩者必曲為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即有吟詠，豈必皆有所為耶？無所為，則竟不作一字耶？」

　　孔子在《論語》中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認為詩應該是合禮的，他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關於「思無邪」三字，有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解釋，其一是認為「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駒】，「邪」即「直」，所以孔子認為《詩經》是直抒真情的。另一種解釋則認為「邪」即「邪念」，孔子認為《詩經》的思想是純正溫厚的，作者寫詩是不含邪念的。後代儒生多以後者解詩，並大加推演，產生了許多牽強附會的詩注，漢代《毛詩》可算代表，摘舉數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毛詩》把詩歌完全理解成說教的文字，將詩三百全都歪曲附會，強說成對君主／妃后的贊揚或勸諫，這便是所謂的經學解詩。詞乃艷科，所以沒有人用此法解詞，一直到清代張惠言提出詞和詩地位應該一樣，詞和詩一樣有寄託，才開了經學講詞的先河，以蘇軾【卜算子】為例：

缺月掛梧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張惠言說：

此東坡在黃州作。鮦陽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

　　這樣說詩解詞，稱其「腐頰爛吻，觸目可憎」未為過份。除了以經學講詩外，以經學論詩的也大有人在，宋清二代尤多腐儒，如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說：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拾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惷拙，抑己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一本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

　　若官軍都不失「臣下事君之禮」，何來安史之亂？

　　牽附曲解古人詩詞只是迂腐罷了，尚可原諒，但是曲解同時人的詩文去羅織罪名便是卑鄙下作的行逕。北宋有一宗著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主角是蘇軾，他因為做詩「譏刺新政」而被捕入獄。說蘇軾詩中完全沒有譏刺新政當然是騙人的，但是御史臺所列舉的一百多首詩中卻有很多是斷章取義，穿鑿附會而來的，無非是想把蘇軾和舊黨連根除去。文字獄在明清二代盛行，其中明太祖的文字獄最是有名，不過若論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害人之多、影響之深，當然要數毛澤東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語言文字都可以解說成「反革命」，重要的不是說了甚麼，而是說的人是誰。在那個錯亂的年代，罪名不過是一個沒有人相信的醜惡的藉口，與之相比，秦檜赤裸裸的「莫須有」真是坦誠得可愛。

題外話：秀才祝壽

　　有時詩詞解得奇怪並不一定是讀者的錯，例如陳師道的詩和吳文英的詞，字詞減縮，流於晦澀，讀者難免要強加穿附；有時則是因為典故用得太僻，人不可解；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因為作者為了合律而塞字或強造新詞，這在流行曲的歌詞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流行歌詞的評論吹捧的多，批評的少，隨便一個比喻便可以說是妙筆，對塞字怪詞卻視若無睹，有時甚至稱其新穎而解說得頭頭是道，就像以下這則寓言：

某人女兒彌月，秀才甲乙丙三人到賀，甲說：「令愛真是沉落羞閉，將來必定長孫彭王。」
乙聽得一頭霧水，心裡大罵：「白痴！甚麼狗屎垃圾！」眾人更是不解，呆在當地。
丙想了半天，終於頓然領悟，說：「沉是沉魚，落是落雁，羞是羞花，閉是閉月，這是誇令愛美麗；長孫是指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指令愛將來賢淑且富貴；彭是彭祖，王是王子其，乃是祝令愛將來長壽。妙啊！絕啊！言簡意精，甲兄才華蓋世……」
乙聽到解釋，頓覺無地自容，大罵自已無能。

　　甲乙丙三人都十分可笑，但是，這會否便是論詞者的寫照？

考證？狂想！

　　許多人在文史考證中用了和張惠言相同的方法，從而得出各種古怪的結論，例如郭沫若為證明李白關心農事，對李白【陪侍郎族叔遊洞庭醉後】「剷卻巴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作出以下解釋：「酒到底是從哪裡來？洞庭湖裡面的水，湘江裡面的水，不能直接變成酒。……他要『剷卻君山』以鋪平湘水，不是他看到農民在湖邊屯墾，便想到要更加擴大耕地面積嗎？……『巴陵無限酒』不是讓李白三兩人來醉，而是讓所有巴陵人來醉，這樣才能把那樣廣闊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殺』。」，幾段文字越翻越奇，讓人歎為觀止，但是卻不能令人信服。

題外話：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上

　　郭沫若最後一本著作是《李白與杜甫》，在書中他讚揚李白而貶抑杜甫，不過因為對杜甫的批評（或者準確些，詆毀）太過下三流，所以許多人對之很反感，甚至認為這不能算是學術著作。但是因為郭沫若微妙的身份地位與及和毛澤東的特殊關係，罵這本書的聲音向來不大，相反常有人稱讚郭沫若對李白的事跡考證有功，甚至有人稱這是「郭沫若最好的一部書」。

　　讀過這書之後，所得印象和耳聽的略有不同，郭沫若的確為杜甫羅織了不少罪名，但是對杜甫的指責也有不少是對的，不能盡以「詆毀」二字一筆抹去；對李白的考證雄辯嚴謹的有，但是似是而非的卻更多，印象中只有對碎葉的考證及李白二次入長安這兩點能令我信服。

　　關於李白的出生地向來相信是碎葉，這是根據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首先對此提出懷疑的人是陳寅恪，他混淆了唐時的兩個碎葉，在1935年發表文章稱李白的家世都是謊言，李白本來不姓李，入中國後才改姓，又說李白不是漢人，「其人之本為西域胡人，絕無疑義矣」。這個結論無疑是十分可笑的，最簡單的一個反駁是，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李陽冰會笨到讓他認自己為族叔嗎？

　　郭沫若在書中批評陳寅恪疏忽和武斷，對碎葉所在作了一番仔細的考證，結論十分可信，但是細節上強來的也有。例如關於李白出生地的依據有三，其一云碎葉，其二云條支（碎葉所在地區名），其三是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云：「奔流咸秦」。「咸秦」二字與其他二說不合，郭沫若說這是因為原文已蛀，後人誤補所致，「碎字左半包含在『咸』字中，葉字下部也包含在『秦』字中」，所以認為「咸秦」即「碎葉」。雖然也有前人認為【書】必有錯字訛字，但郭沫若的論證方法卻令人有點沒法接受。又如魏顥【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郭沫若因為男人不可能叫「奴」，認為「一男」二字為後人所加，而頗黎即是李白詩中的伯禽，因為「伯與頗，音相近，禽字由黎字的音推測，應該作『离』，伯离即頗黎，被後人誤作伯禽」。事實上，唐代男人確有用「奴」為名的，白居易一弟小名就叫金剛奴，而李白曾對魏顥說「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若明月奴是女的，李白不可能這樣交托給魏顥。為了配合自己的見解竟然能夠這樣修改前人的話，那麼還有甚麼結論證明不了？

　　除了改古人字句，書中立論輕率之處難以勝數，例如為了解決李白的財政來源，郭沫若單憑李白【萬憤詞】中一句「兄九江兮弟三峽」，便一直推演出「李家商業的規模相當大，它在長江上游和中游分設了兩個莊口」，但是這其中有多少重邏輯關係？又有幾個成立？

　　文學界的考證是十分有趣的，它往往沒有足夠的材料，所以沒法像數理那樣作出嚴密的邏輯推導，所得出的結論常常因人而異──例如爭論了近千年，【憶秦娥】和【菩薩蠻】是否李白所作仍無定論。但是，不能作出嚴密的邏輯推導並不表示我們能夠拋開邏輯而像郭沫若那樣盡情推演，相反，邏輯是我們作出是非判斷的最終及最重要依據，也是確保我們不得出錯誤結論的最大功臣，所以在文學考證中，應該注意思路中的邏輯關係，避免「相當然爾」或主觀猜測，否則便會鬧出笑話。王安石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這由他那只有八十多字的【讀《孟嘗君傳》】可得一斑，但是過分相信自己的看法，便難免變得有點偏執。據宋人趙德操《北窗炙輠》記載，王安石認為揚雄害怕獄卒，竟嚇得從高樓跳下的故事是假的，因為沒有人會這麼傻；他又認定揚雄絕對不是肯寫【劇秦美新】的人，該文是後人所誣。當他把這些想法告訴蘇軾時，蘇軾很不以為然，於是開了個玩笑：「東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不知是出於譁眾取寵的心理還是實在閒著沒事做，有不少人總愛對一些雞毛蒜皮的表面東西進行考證，例如王益民在福建發現孫悟空兄弟（齊天大聖及通天大聖）的墓，考證出孫悟空的故鄉在福建省順昌縣；又如曲阜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孔子後裔孔祥林認為古人把孔子描寫得太醜，於是努力考證，終於「證明」孔子是個相貌堂堂的美男子（嗚呼！沒想到在孔子後人心中，孔子的價值竟體現在樣貌上）……

　　這樣的考證雖然無聊，但是畢竟死無對證，要反駁也不易，姑且一笑了之。有些考證卻明顯是牽強附會的，仔細查證便清楚，例如至今發現的無數《紅樓夢》遺址，又如錢穆考證出孫武和孫臏是同一人，被出土文物證明是錯的。

題外話：屈原

傅抱石【屈原】

　　有人的地方便有謠言，不過像屈原這樣千百年後還被人「屈」完又「屈」的只怕沒有幾個。拿屈原來胡說八道的好處是年代久遠，說錯了也沒法仔細查證，而他名氣又大，是借名人出名的好選擇。

　　對於屈原評價最高的是司馬遷，他在《史記》中稱屈原「志潔」「行廉」，「泥而不滓」，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稍後的班固則站在儒家角度，批評屈原「揚才露己」，「不合經義」，又有人進一步批評屈原，指責他暴露了君主的過錯。這兩種是民國以前的主流觀點，不過雙方在認為屈原忠君愛國這一點上並無不同。楚辭的深入研究源於上世紀初的劉師培和王國維，不過令楚辭成為一時大熱的人卻是廖平，他在1906年《楚辭新解》中提出楚辭中只有【卜居】、【漁父】二首是屈原所作，其他皆是他人之作，後來他還「考證」出：「《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辭也。」，於是楚辭的出處變成了秦。

　　廖平的見解當然不為大眾所接受，但是卻引發了不少人對楚辭的關注和興趣。1921年胡適一時興起，竟也插足楚辭研究，他比廖平更進一步，提出屈原並無其人，是荷馬式的虛構人物，並於次年發表【讀《楚辭》】，立即引來陸侃如、梁啟超的反對。大概胡適也知道自己走得太遠，此後便一直沒有再寫關於楚辭的文章，不過和陸侃如私下討論時仍認為【九歌】決非屈原所作，其原因是如果【九歌】是屈原作品，《楚辭》便找不出來源，陸侃如認為「用文學史的眼光來斷定【九歌】的時代，我以為是很不錯的」，但是，根據文學史的需要去修改歷史，這不是很可笑嗎？

　　約在1940年，老舍等人提出定端午為詩人節，引發了楚辭研究的新熱潮，詩人節的政治味道很濃，所以對屈原的評價明顯的摻入了政治觀點，有的強調屈原忠君愛國，有的認為屈原是人民詩人，有的贊揚屈原堅決抗敵，有的則批評屈原小人議政，當然，無黨派人士一般注重討論屈原的人格。在這些紛亂錯雜的批評中「脫穎而出」的是孫次舟的觀點：屈原是文學弄臣。這觀點本身沒有甚麼特別，但是他由此得到了一個推論：屈原是同性戀，是楚懷王的「愛妃」，這便嚇壞了大部分人。

　　我沒有讀過孫次舟的原始論文，不敢輕說他的論證是否嚴謹，但是能用於研究屈原的材料有限，主要是《史記》和《楚辭》，由這兩本書我卻無論如何也讀不出這個結論。孫次舟的觀點在當時便引起很大的反對，批評的聲音強得令朱自清覺得孫次舟很可憐，於是請聞一多替孫次舟辯解幾句。聞一多在文中並沒有直接反對孫次舟，也認同他的一些觀點，但是在文學弄臣和同性戀這兩點上作出了另外的解釋，相當於間接否定了孫次舟（許多「男男史」都只說聞一多支持孫次舟，而不提及這重要的不同，是存心歪曲。）。

郵票上的屈原

　　此後，孫次舟的同性戀之說此落彼起，不斷有人重提，其男伴除了楚懷王，甚至多了一個宋玉。對於屈原是同性戀的「依據」主要有二，其一是屈原在詩中所描寫的奇妝異服，其二是【九歌】等詩中表達了對男人的愛慕之意。但是若據此為理，那麼插花過市的楊慎、寫艷曲的詞人不全都成為同性戀？詩的託興所在，不以理推，【離騷】中的花草是明志以示高潔，和同性戀何來必然的關係？而九歌所頌的神多為女神，難道要她們愛慕女子？

　　孫次舟的話還在耳邊，曾經「考證」出後羿是埃及鱷神的朱大可提出屈原死於情殺一說，認為湘即楚，湘夫人便楚妃，屈原在【湘夫人】中表達了對楚妃鄭袖的愛慕，兩人之間有奸情。屈原被放是因為奸情被揭發，後來頃襄王即位，政敵為了怕屈原因鄭袖而卷土重來，於是派人追殺屈原，屈原坐船逃命（龍舟的來緣），但是最後仍不免一死，被縛於袋中（粽）沉江。

　　朱大可天馬行空的想象一出，立即引來楚辭學界一片罵聲，對此朱大可一直保持沉默，十年後重貼該文時才加上說明：他和楚辭學者「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操作語言」。楚辭學界這次的確是神經過敏，無論是罵魯迅還是評文學，朱大可這種「先鋒」文學評論家從來都是不受邏輯限制的，寫文也只求能夠引人注意，對錯不管，笑罵由人。可笑的是，這種小醜一般的嘩眾文章，竟有人稱為研究方向的創新，難道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已經完全失落？

　　對於進行這種無聊無理的考證，把知識變成換取名氣和稿費的人，我想起魯迅在【致蕭軍、蕭紅】信中的一段話：「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

　　不過相比起來，這些錯誤都是小巫，因為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考證不必仔細想也知道是錯的，例如魯迅說日本曾有人考證黃帝即是阿拉伯罕，因為在日本「阿拉伯」是油，油是黃色，而「罕」字和「帝」字很像……又如孫勇進【花邊考證】提到，有人考證《聖經》中伊甸園(Eden) 位於雲南，因為雲南許多地名帶有「甸」字，所以可稱為伊甸園；雲南的錫伯族即希伯來(Hebrew)，《詩經》中「南山有台」，「有台」即猶太(Judea)……最最要命的是，這位考證者「絕非意在取笑，是一點不含糊地在做嚴肅考證、學術研究。」……孫勇進還提到霍國玲（及其弟霍紀平）的《紅樓解夢》，這部洋洋灑灑百萬字的大作雖然錯漏百出，作者仍然堅信他們成果豐碩，考證出曹雪芹、雍正皇帝和某女（竺香玉）之間的血淚情仇，考證出曹雪芹是反清志士，考證出曹雪芹給雍正戴了綠帽，考證出雍正皇帝被潛入宮中的曹雪芹及未婚妻毒死……

　　不顧事實和邏輯，只憑狂想立論，用這樣的態度去考證，便難怪屈原變成同性戀了。

初稿：200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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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怪談》第廿七章 為杜甫擦去香灰

　　就像歌迷對偶像有溢美之詞，文學評論中的偏見非常常見，例如對於吳文英，無論是其詞友沈義父還是以之為宗的周濟為承認其詞有太晦之處，而陳廷焯卻稱「其實夢窗才情超逸，何嘗沉晦。」，認為張炎、沈義父對吳文英的批評「難解」。他又推王沂孫為「詩中杜甫」，這明顯受是個人趣味影響而產生的過譽之辭。除了王沂孫外，被不同人論為詞中杜甫的還有柳永、蘇軾、周邦彥、吳文英，其中沒有相稱者。

　　說起杜甫，他無疑是一個超級偶像，王世貞云「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爾」，後人論杜詩時往往也有溢美或為尊者諱之處。讓我們也來談談杜甫，看看論詩時的偶像效應。在此主要的參考書是馮至的《杜甫傳》、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其中郭沫若大貶杜甫，而高步瀛和馮至觀點都比較公正，對杜甫持正面評價。

題外話：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下

　　「毛主席語錄：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是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書中的第一段，粗體大字印在首頁，很是醒目。郭沫若對杜甫的抹黑，基本上也是依著階級鬥爭這一思路，這由書中的章目便可以看出：杜甫的階級意識、杜甫的門閥觀念、杜甫的功名慾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的嗜酒終生、杜甫與嚴武、杜甫與岑參、杜甫與蘇渙。

　　憑心而言，郭沫若對杜甫的批評並非完全是無的放矢，有許多都有實在的原因，但是也有不少用的是「文革筆法」，有點下三流，其中尤以第一章「階級意識」最為明顯。在第一章中郭沫若主要講《三別》和《三吏》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郭沫若認為《三別》《三吏》「的確是杜甫的刻意之作……頗能關心民間疾苦……但在今天，我們從階級的觀點來加以分析時，詩的缺陷便無法掩飾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人，六首詩中所描繪的人民形象，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經過嚴密的階級濾器所濾選出來的馴良老百姓，馴善得像綿羊一樣，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情緒。這種人正合乎地主階級、統治階級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謂良民。」，「但是，使人民受到這樣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應該怎樣才能解救這種災難？詩人卻是諱莫如深，隱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對於受難者一昧的勸解和安慰。故詩人的同情，應該說是廉價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

　　對於【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郭沫若認為詩人之家有三重茅草，是比瓦房還講究的屋宅，算是殷實之家，為了一部分茅草而罵貧窮的孩子們為「盜賊」，又稱自己兒子為「嬌兒」，是「訴說自己的貧困，他卻忘記了農民們比他窮困百倍。」，至於「異想天開的『廣廈千萬間』的美夢」只是為了「寒士」讀書人，和人民無關，若有那麼多廣廈，「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裡還會凍死？」

　　像這樣的苛責在書中有不少，其中很多都只有在文革「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才成立，以今論古，這其實就像我們指摘李白不會用電腦一樣無聊和不公平。雖然書中也有一些可以成立的責難，例如他像許多人那樣，質疑在【石壕吏】詩中杜甫除了作為一個旁觀者外還做了甚麼？但是，這樣的指責與其說有理，不如說是苛求，因為首先我們應該問一問，杜甫倒底能做甚麼？

　　除了把文革的道理用在古人身上，書中亦有直接以小人之心去猜度和抹黑的地方，例如杜甫出蜀便被郭沫若說成：「『厭蜀交游冷，思吳勝事繁』……他所以『思吳』的『勝事』是些甚麼呢，沒有明說。但在老來回憶青壯年遊吳越時事的詩【壯遊】中吐露了一些消息『越女天下白』……杜甫所『思吳』的『勝事』，毫無疑問，就是這些風流逸事。」像這樣無理論事，被人們批評是在所難免的。

　　在寫《李白與杜甫》之前，郭沫若對杜甫的詩和思想評價都很高，例如在【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中他寫：「應該把杜甫和現代的魯迅比。」所以書中觀點的變化令許多人大吃一驚，不過對郭沫若來說這倒不罕見，為了順應政治潮流，他對孔子、秦始皇的評價都有過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雖然郭沫若喜愛李白甚於杜甫的確是事實，但是多數人相信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為了奉承喜愛李白而厭惡杜甫的毛澤東。郭沫若的馬屁是很出名的，例如他評毛澤東的字（下圖）：「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家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如此馬屁，真的可以用無恥來形容。

毛澤東【清平樂】

風雲突變，　　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清平樂‧蔣桂戰爭】

　　因為郭沫若的馬屁太露骨，還常有拍在馬腳上之嫌，有人認為他的馬屁實際上是指出毛澤東的錯，是對毛澤東的曲折反抗。但是從郭沫若的許多奉承話來看，這不過是為他掩飾罷了──若郭沫若有這樣的膽量，他兩個兒子在文革中被逼害致死時他也不會不敢求情。又有人認為郭沫若的奉承是逼於無奈的求生之道，但是這也沒法解釋他在文革中對其他文人的攻擊和逼害──我覺得郭沫若有想借政治來建立他文宗地位的嫌疑。

　　對郭沫若的評價是一個很難下結論的問題，有人稱其無恥，有人稱其無奈。總的而言，郭沫若對功名的慾望不下於杜甫，而奴顏婢骨更有過之，但是最後也不過成為一個毫無尊嚴和地位的「御用文人」，其內心的失落、對政治鬥爭的恐懼、對自己言行的卑視，這些情感混在一起折磨了他整個後半生。想想在那黑暗的深夜，一個老人一行一行的謄抄著亡兒的日記，他心裡想的是甚麼？若只用一個詞評郭沫若，應該是「可憐」。

杜甫生平

杜甫像

　　能用於研究杜甫生平的材料並不多，主要的根據是他的詩文。杜甫被稱「詩史」，詩中對他本人的經歷有不少記載，是很好的依據。不過詩中有比喻、誇張之法，有時得出結論難免會錯，例如杜甫詩云：「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後人據此認為唐時酒價為三百錢，不過崔國輔同樣有詩云：「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哪個可信？王夫之曾經嘲笑這種盲目據詩論事的人「就杜陵沽處販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耶？」在討論杜甫生平時，這點不確定性不能不注意。此外，杜詩的編年都是後人完成的，詩的次序不同，事情的先後便會變，這也可能造成載然不同的結論，這點在談及杜甫的死時會提到。

　　杜甫於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出生於河南鞏縣，童年時一度寄養在洛陽姑母家中。二十歲時因為有親人在江南為官，乘便漫遊吳越，歷時三至四年，於735年回洛陽參加進士試，落第。736年其父杜閒調到兗州（今山東西南）為官，杜甫藉機漫遊齊魯，為期約五年。741年歸洛陽，並於744年和李白、高適相遇，詩歌史上最耀眼的雙星交會，這是文學史上重要的大事。李杜同遊數月始分手，次年又於兗州相會。

　　746年杜閒調至長安附近，杜甫來到長安，開始了「旅食京華春」的十年。因為杜閒的病逝，杜甫開始變得窮困，奔走於顯貴之門，淪為「賓客」。751年杜甫作《三大禮賦》投入延恩匭，受到玄宗的賞識，得到待制集賢院的機會，但是官位一直沒有下文。這年杜甫寫了【兵車行】。755年被任命河西縣尉，不受，改任看守兵庫的官職，任職前前往奉先家中，作【赴奉先詠懷】。次年在安祿山陷長安之前離開長安，逃亡中被捕而回，757年逃脫，流亡至鳳翔，肅宗任為左拾遺，次年因上表救房琯而被貶為華州司功，一年後棄官而歸。

　　759年是杜甫最艱苦的一年，棄官後流亡於秦州、同谷，最後入蜀。入四川後杜甫受到裴冕、高適、嚴武等人接濟，在成都經營草堂，期間曾遷居梓州，765年遷至云安，766年至夔州。在蜀期間數有出蜀之念，至768年才真正成行。769年行舟於湖南一帶，770年卒，停靈於岳陽，後來移葬河南首陽山。

　　關於杜甫生平最大的爭議是他的死，杜甫死後43年，元稹受其孫所托寫了一篇墓銘【杜君墓系銘】，其中只云：「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對杜甫的死交代得並不清楚（殯於岳陽不表示杜甫死於岳陽附近，一個可能是在尸骨運葬河南時其子宗武病逝，不等不暫葬於岳陽）。對此寫得最清楚的是約在杜甫死後60年，鄭處誨的《明皇雜錄》記載：「杜甫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

　　可能認為暴飽而死太不雅觀，後人對此多有駁斥。駁斥的依據之一是杜詩的紀年，一般杜集在提及縣令送酒肉的詩之後還會再收數首，這證明了杜甫並非在縣令贈食之後即死。但是有些人認為這只是編《杜集》的人為了證明而顛倒排例的次序，詩的順序和史事並不完全符合。馮至則稱牛酒流言的起源是縣令重尋杜甫不果，以為已死，於是立了空墳，這是無據的猜測。當然，郭沫若為了證明杜甫死於牛酒而提出的所謂「腐肉中毒」的「科學的說明」也是胡說八道。總的而言，杜甫的死也是一個無法證明的、沒有必要細究的謎，這絲毫不會影響我們對詩聖的評價。不過為此弄虛作假的人仍有不少，例如有人托韓愈之名寫了一首詩【題杜子美墳】，明顯是偽作：「當時處處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飲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無飽死？」。又有人托李觀之名作【杜拾遺補傳】，文中說：「洎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聞。」，這便更加荒唐了：杜甫死時玄宗已經死了八年，怎可能下詔求之？

　　杜甫最令人詬病的，是他太缺乏獨立的生活能力，少時依賴父親，父死之後便落泊貧寒，淪為賓客。任拾遺及華州司功時雖有自立能力，但是為期不過兩年，入蜀後便不斷依靠高適、嚴武、章彝、柏茂琳等人，762年搬到梓州是為了依附章彝，764年準備出峽，因為嚴武回蜀而折回成都，765年離開成都是因為嚴武的死。杜甫的遭遇和「奴才相」，和這種「寄食友朋」的生活作風或多或少有點關係，雖然唐時文人以此營生的甚多，但也不是開脫的好藉口。

　　對杜甫生平的常有的一個誤解是以為他一生窮困，其實不然。造成這假象的原因之一是杜甫有時的確很窮，例如他在長安時奉先家中的小兒餓死（可能不是饑餓，而是營養不良致死），在同谷時被逼拾橡為食（但是有馬可乘？？）；另一原因則是因為杜甫愛哭病賣窮，常常把自己寫得很可憐，例如他在【進《三大禮賦》表】中說：「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實際上少年時杜甫漫遊江南齊魯，過的是：「放蕩齊魯間，裘馬頗清狂」的生活。又如他說：「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連高步瀛也不得不說：「此等皆是加倍寫法，實事杜公當不至此。」杜甫的生活並不總是貧困，成都草堂有桃林、竹林、菜圃、荷池，在夔州主管百頃公田，請了好幾個佣人，這些時候仍寫「恆饑稚子色凄涼」便令人難解了。

　　若果杜甫不熱心功名，能像陶淵明那樣帶月荷鋤而安於農事，其實可以過不錯的生活。不過若杜甫沒有那份濟世為官的慾望，杜甫也就不是杜甫，我們也就少了許多好詩。

題外話：同情分

　　根據范正敏《遁齋閒覽》記載，北宋李廷彥曾以百韻長詩呈請上司指教，其中有句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司看後為之惻然，向李廷彥表示同情，李廷彥恭恭敬敬地說：「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聞者譏之曰：「但求詩對好，不惜兩重喪」。清小石道人所輯笑話集《嘻談錄》記載有相同的故事：

資郎納官，獻百韻詩於上宦，中聯云：「舍弟江南歿，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之家運，一至於此！」答曰：「實無此事，只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謔之曰：「何不說：『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兩兄弟性命。」

　　李廷彥可能只是為了協韻而編造故事，但是文章中的這種「苦肉計」卻十分常見，據說若以1999年國內高考作文作統計，有兩成考生都是遭受到父母雙亡厄運的孤兒，相對而言，杜甫的哭窮還是有點分寸的。

杜甫性情

　　和李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不同，杜甫是完全入世的。對於杜甫的性格，歷來主要稱讚其「忠君愛國，憂民患時」，《新唐書》稱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所稱賞正是他的忠君，朱熹亦因此而評之為「五君子」之一。杜甫的性格和他的儒家思想是分不開的，王學泰稱「杜詩代表了唐代儒學的最高成就」（有趣的是，1980年當儒學還被認為是「四舊」時，王學泰聲稱決定杜甫思想的不是儒家。結論前後雖然很不一致，對杜甫的讚揚不變），實際上杜甫雖然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詩句，但這不過是一個窮固文人的呻吟和臆想，在杜甫生活安定時（如任左拾遺期間），很多詩歌都沒有這種力度，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相比，杜甫不過是一個在逆境中才能看到時弊的人，稱杜甫為大儒實在是過譽。

　　杜甫的儒家思想主要反映在他重視門第階級以及對功名的進取上，其中尤以後者最明顯。唐朝仕人入仕有三條路（和李白五十多歲仍從軍討賊不同，杜甫從未想過從軍這條路，「奉儒守官」，是典型的儒生），其一是科舉，杜甫參加了兩次皆落第；其二是通過延恩匭向皇帝直接陳情，杜甫做過三次，其中一次受玄宗賞識，但是卻遲遲沒有分到官職；其三是投詩權貴，希望得到推薦，這種例子在杜詩中有極多。李白詩云：「安得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雖然李白並不能完全做得，但是他一生中屈節求人的次數的確極少，而且對看不起的人絕不下求。杜甫詩中也說過：「獨恥事干謁」，但是言行卻很不一，用馮至的話來說，杜甫「為了求得一個官職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曾求過的人很多，其中品行低下的不少（例如鮮于仲通和讒害過李白的張垍），又在【封西岳賦】中大捧楊國忠……除了謀官，對贈以財物的人的吹捧在杜詩中也占了很大部分。對於這種沒有骨氣的行為，杜甫想必十分痛苦，自嘲說「苦搖求食尾，常暴報恩腮」，而王夫之《詩廣傳》則說得更刻薄：「若夫貸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遊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嘆之緣飾之為文章，自繪其渴於金帛、沒於醉飽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

　　可笑的是，即使事實是如此的明顯，要為杜甫粉飾的人仍然不少，盧元昌便從【杜位宅守歲】的題目入手，認為：「（杜）位為（李林甫）婿，不免附勢，故為公（杜甫）從兄弟直書曰杜位宅，既不弟焉，又從而姓之。按公於宗人未有姓之者，如示從孫濟只濟耳……惟位往往姓之，於成都寄詩曰寄杜位……合之此篇，命意可見。」其意是指杜甫最重門第關係，族人一般不加上姓，而獨獨在杜位名上加姓，是因為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很可能品行不佳……如此穿鑿，高步瀛稱他「未免周內」。實際上杜甫杜預未必同宗，而杜甫如果看不起杜位卻仍到其宅守歲，只會更加顯得他虛偽和沒骨氣。

　　對於杜甫被授河西尉而不受，有人亦加以美化（如馮至），認為杜甫是像高適那樣不想鞭撻或魚肉人民，但是縣尉雖然可以魚肉鄉民，並不表示縣尉一定要魚肉鄉民。對於杜甫不受河西（今四川宜賓）尉而改受京城的官，郭沫若的解釋最合理：杜甫「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希望留在京城，因為這裡有更多的機會。

　　渴望做官的慾望過強，使杜甫常有庸俗之處，例如在詩中常以官位自誇，陸遊對此很不滿，寫【秋興】諷刺：「功名不垂世，富貴但堪傷。底事杜陵老，時時矜省郎」，大意是說沒有功績，做了官也沒有甚麼值得自誇的。

　　對功名的熱衷決定了杜甫性格的主要特點，但是杜甫並不是只有「忠愛憐憫」一張臉孔，其詩中幽默戲謔之處常有，輕狂快意之處也不少，而對友之誠、對妻兒之愛更是超出儒家「忠愛」之外的亮點。此外《新唐書》云：「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舊唐書》云：「（嚴）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兩書都說杜甫放誕，這在杜詩中很難讀出來，未知是真是假？

解讀杜詩

　　前人為詩集作注，杜詩無疑是其中注釋最多的，因為對杜甫的尊崇，許多人不僅僅要從杜詩中讀出個所以然來，還要從每一句中都讀出所以妙來，於是便多了許多奇怪的評論。前者例如【古柏行】中的：「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括《夢溪筆談》譏「四十圍」不確，後人則引經據典反駁，又周三徑一的計算一番，到最後仍無定論（《唐宋詩舉要》中舉前人的分析用了整整一頁），只是未知這種討論又有何用？後者如【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詩句一味的夸張而乏靈動，浦二田卻云：「寫水勢兼帶風聲，筆墨生動」。又如【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乾坤莽迴互」浦二田稱此句：「欲括一篇【天問】矣。」以下再舉數則：

一）「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是講「借對」時常用的例子，是【曲江】的頜聯。律詩頜聯雖然應該對仗，但也時有例外，所以杜甫這聯最初被視為沒有對仗。不過博學的沈括還是找到了這聯是對仗的原因：鄭玄注《周禮》時說「尋」是八尺，「常」是兩尋，所以「尋常」二字是數字對（實際上是量詞對），可以「七十」相對。趙彥材對此並不同意，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為例，認為杜甫不拘於數字對，指沈括迂鑿，但是後人論詩時大多贊成沈括的話，甚至有人稱之為不俗的佳對。不過，用同樣的邏輯，「月」是三十日，同樣是量詞，有誰認為「日月」和「五千」可以相對？這種「佳對」能夠成立，只因為作者是杜甫罷了。

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這是絕句【贈花卿】末聯，花卿是花敬定，蜀將，恃功在東川恣意搶掠，殺了數千人，有的婦女只因手帶飾物而被砍手奪物。杜甫參加這樣的人的宴會還寫詩歌頌，這是許多人沒法接受的，所以元人楊載之便提出這詩的真正含意是諷刺花敬定僭用朝庭禮樂，實際是「此曲只應朝庭有」的曲筆。楊慎更稱其「含蓄不露，有『諷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絕句百餘首，此為之冠」。但是並非人人認同此說，高步瀛便認為詩只是譏花卿豪侈，而沒有諷刺他僭用天子禮樂。姑不論杜甫在這詩中是否意存諷刺，「無論如何，讀起來總覺得詩和人是很不相稱的」，杜甫贈花驚定的詩有兩首，另一首是【戲作花卿歌】，奉承之意是十分明顯的：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 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

　　郭沫若書中還舉了另一個例子：杜甫游閬州時曾寫詩稱頌滕王（李淵二十二子）：「民到於今歌出牧」，但是實際上滕王是個驕奢跋扈的人，百姓恨其擾民而怨言極多。楊慎不滿地說：「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仇兆鰲辯稱「正刺其荒游，非頌其遺澤也」，但由詩中一點也讀不出這個「刺」字。大概是門閥觀念作祟，杜詩中對權貴、豪門用曲筆頌揚的例子不少，其實不必諱然。

三）「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出自名作【八陣圖】，詠的是孔明。全聯大意是「以武侯如此陣圖而不能吞吳，真千古遺恨，故精誠所寄，石不為轉。」（高步瀛）。但是孔明一生以聯吳抗魏為宗旨，屢次出伐皆是北征曹魏，從未東征東吳，杜甫在這裡是典型的為藝術不講道理。不過後人迂於事理，認為這種錯有損杜甫的尊嚴，於是有好事者冒蘇軾之名寫了一篇文章，竟然被編《東坡志林》的人誤收入集：「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世人誤會於【八陣圖】，謂恨不能滅吳，非也。我以吳蜀唇齒，不當相圖，晉之取蜀，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為了一句詩便要託夢蘇軾，做鬼也真不容易。

　　前人注杜詩的很多，有的（如浦二田）往往評價過高，有的（如仇兆鰲）常曲解附會，有的（如吳汝綸，桐城派文學家，重文法詩法）則著眼於詩法，把論詩變成論章法，更有甚者愛說能從一句杜詩中讀出多少層意義，仿佛多多益善，這些都不是評詩的正確態度。杜詩雖然壯麗，缺點仍是有的，杜詩過份寫實而缺乏韻味，沒有搖曳之姿，這是一個多人批評過的毛病，此外朱熹稱【夔州】「鄭重煩絮」，【八哀詩】被葉夢得批評「詩中極多累句」，【秋興】被袁枚批評為「習氣太重，無無意味」，馮至亦稱其「『研揣聲病，尋章搞句』……裡面到底寫了甚麼？」，但是這些批評在一般的書上根本不可能找到，有的只是清一色的稱讚，不能不說是偶像效應在作怪。當然，也有的人是像王士禎那樣，雖然不喜歡卻不敢說出來，甚至違心地說杜甫律詩「究竟是歸處」。藝術評論應該有兼容並包的胸襟，但是對於不正確的風氣應該加以批評，對於自己的喜惡也應該有說出來的勇氣，王士禎的圓滑虛偽不是可取的態度。

評論杜甫

蔣兆和《杜甫像》

　　在唐代，對杜甫的評價並不是太高，馮至稱「同時代比較著名的詩人中，無論識與不識，竟沒有一個人提過他的詩」，又據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認為在杜甫生前其詩集只在江漢一帶流傳，江東的人並不知道這個人，這雖然過份誇張了杜甫的失意，但當時杜甫的詩不太受歡迎卻是事實。現存唐人編選的詩集有十種，只有韋莊《又玄集》收錄了杜甫七首律詩，可見杜詩的不被受落。直到死後四十年，杜詩的價值才被真正發現，當時文壇最有識見的人（如韓愈、白居易、元稹）開始把杜甫和李白並稱，其中元白更重視杜甫而韓愈對李白有更多的頌揚，但是一般的人仍然不認同杜甫的成就。

　　宋初西崑體盛行，詩人重視李商隱式的濃艷而把杜甫被稱為「村夫子」，但是隨著宋人尊道（道德，杜甫的忠愛是其受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今人論詩也不例外）重學（學問，主要表現在用典和詩的技法上）傾向的增加，杜詩的地位上升，王安石蘇軾都熱愛杜詩，黃庭堅更是以之為宗。隨著江西詩派的流行，學杜詩成為一時風氣，杜甫的地位到了頂點，李杜二人並為中國詩歌雙峰成為不可更易的結論。

　　杜甫受到應有的尊重，得到讚揚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就像歌迷對偶像以外的歌手加以排斥，後人也常因為對杜甫的推崇而無理貶低其他詩人。其中李白因與杜甫並稱，所受的貶抑最多，元稹在【杜君墓系銘】中便稱：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王安石亦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元稹對杜甫的評價是很中肯的，但是對李白則不公正，首先，李白的樂府高於杜甫，元稹卻只說「亦差肩于子美矣」，李白的絕句遠超杜甫，元稹卻絕口不提。而元稹最看重的排律實際上價值不大，杜甫的排律是古往今來最佳的，但是卻是《杜集》中可有可無的一部分。此外應該注意的是，元稹雖然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但是他故意忽略了唐代以前最偉大的兩個詩人：屈原和陶淵明。屈原的浪漫張揚和陶潛的閒逸恬靜都遠在杜詩之外，所以說「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也是過譽。王安石間接觸到了李白詩歌的一個缺點（詩意偶有重複，參見附錄一：詩病之千篇一律。），但是若要說李白不知變卻是讓人無法認同的，「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這樣詩句豈是「豪放飄逸」四字能盡說？更何況，「周身刀、張張利」是否一定比身懷一把倚天長劍強？

　　在批評一個人之前應先想想他的優點，讚揚一個人的時候也不能掩飾他的缺點，無論揚李抑杜，還是抑李揚杜，論者都只注意到對方的缺點，而對自己喜愛詩人的缺點一字不提，這樣得出來的結論如何能公正？嚴羽云：「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喬億云：「杜子美原本經史，詩體專是賦，故多切實之語；李太白枕藉莊騷，長於比興，故多惝恍之詞。」李白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返樸歸真，是清越悠揚的長笛，聽之回味無窮；杜甫是「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精錘細煉，是沉穩健實的鼓點，聽之激蕩人心。風格相差這麼大的兩個人我們是沒有直接比較的，前人的李杜優劣論不過是個人喜惡的表現，李杜是「不當優劣」的。

　　除了李白外，其他人的詩也給論杜詩的人說得一文不值，例如《歲寒堂詩話》評【哀江頭】時說寫楊貴妃的詩「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長恨歌】中可脫口而出的佳句有數十句，膾炙人口，真的比不【哀江頭】一句？

　　杜詩的絕句遠不如律詩是眾所皆知的，張中行說：「人難得全能，大名家如李、杜，也不是各體都擅長，如古詩，李七古比五古好，杜反之，五古比七古好；近體，李的絕句比杜好，杜的律詩比李好。」，但是許多人仍認定杜甫應是全能的，《唐宋詩舉要》卷八介紹唐人絕句時，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說杜甫：

杜子美以涵天負地之才，區區四言之作未能盡其所長，有時遁為瘦硬牙杈，別饒風韻。宋之江西詩派往往祖之，然觀『錦城絲管』之篇，『歧王宅裡』之詠，較之太白、龍標，殊無愧色。乃歎賢者固不可測。有謂杜公之詩，偏於陽剛，絕句以陰柔為美，非其所宜者，實謬說也。

　　杜甫絕句不佳不是杜甫的錯，是絕句的問題；杜詩絕句像截律詩而成，是別有風韻，這樣的曲論豈能服人？至於【江南遇李龜年】雖常被稱為回味無窮，仍然遜於李白、王昌齡的絕句，更不要說【贈花卿】了。

　　杜甫是寫實主義，李白是浪漫主義也是公論，但是為了說明杜甫是「不擇細流，相容並包」的集大成者，朱寅年稱杜甫為「寫實裡的浪漫」，認為「杜詩在注重現實的基礎上常有發自內心的疏放的浪漫情愫」，實際上是作者把「豪宕之氣抒情言志」直接等同「浪漫」而得出的結果，文中的例子沒法令人相信其結論（例如作者認為「好雨知春至，當春乃發生」、「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贈花卿】等詩「可以看成是發自內心的浪漫抒情」）。

　　「學古人文字，須得知其短處。」，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指責杜甫，而是指責那些為了把杜甫裝塑成無所不對、無所不能的「神」而不惜撒謊作偽的人。杜甫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是不是聖人，歷史上給粉飾得面目全非的人已有很多，我們需要的不是另一尊神像、而是一個有情感、有缺陷，但卻是真實的杜甫。此外文學評論時標準應該一致，胸襟應該開闊，不能為了抬高一個人而肆意地貶低別人，畢竟好詩不是全由一個人寫出來的。

初稿：200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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