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怪談》第廿五章 矮人看戲何曾見？

　　藝術是玄妙的東西，它不像科學那樣有邏輯，也不像宗教那樣有教條，所以藝術的評論往往相去甚遠。從各方面看，藝術更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藝術上的美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完全表達，而只憑心去領悟其中的妙處。

　　欣賞詩詞便如品茶，未入門道者覺得所有茶皆是一樣，入門道者能品出茶的品種，而只有深得茶中三味者，才能道出各茶的甘、清、醇、美，所以周濟說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為淺嘗人道也。」。但是實際上即使是一嘗再嘗，嘗不出箇中真味的仍大有人在，例如周濟自言讀詞十年，才知道姜夔不如辛棄疾，又如辛棄疾的名句「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陳廷焯稱其「了無餘味」，可謂有眼無珠之極。

　　品茶的另一要點，是尊重自己的口味，茶吃在口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所以不必為遷就別人的言語而改變自己的口味。讀詩詞也是一樣，評詩論詞最可貴的地方不是看過多少書，知道多少別人的話，而是有多少自己的想法。無論有多少個歸木淡把姜夔、吳文英說得半文不值，只要你喜歡，你便應該坦然地說它們好──前人詩話所談的都是他們喝出的味道，信他們的話還是信自己的口？

　　可悲的是，文學史證明，寧信別人而不信自己的人更多。【論詩五首】其中一首云：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是諷刺談詩論詞的人大多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只是人云亦云──就像一個短個子到戲棚看戲，甚麼也看不到卻誇誇其談。這種「矮人看戲」的風氣十分普遍，甚至是歷代文風形成的主要原因。前面提過因為沈約等人的提倡，「四聲八病」之說盛行一時；因為韓愈等人的提倡，奇澀之文一直遺害到北宋；又因歐陽修的反對載然而止。六朝的宮體、西崑體、江西詩派……文學史上這些流派和風氣的形成都是少數幾人提倡，而多數人只是盲目跟從，正因為矮人們沒有主見的亦走亦趨，所以許多弊病明顯的文風仍然能夠流傳數十年。

題外話：雜說禪宗

　　禪宗對中國的文化影響深遠，詩歌、書法、繪畫、甚至建築中都有禪的味道。禪宗是佛教的一支，所以常有人認為學禪即是信佛，實際上不然，禪宗並不贊成偶像的崇拜，它是一種生活的哲學而非宗教，丹霞燒木佛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曾到洛東慧林寺，因天寒，遂取殿中木佛，燒之取暖，院主見之呵曰：「為何燒我木佛？」師以仗撥灰說：「吾燒取舍利。」院主說：「木佛那有舍利？」師說：「既無舍利，再取兩尊燒之。」院主遂悟自性。

　　禪宗認為佛是一種精神境界，眾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所以不假求於神佛而追求自我的參悟。「禪無文字，須是悟始得」，這種參悟是沒法言傳的，禪者只有經過刻苦思索才能頓悟人生的真諦，從而達到佛的境界。 禪者的不斷思索便像一個吹得越來越大的氣球，頓悟是那突如其來、令其解脫的一針。因為這一針的難遇難求，頓悟是學禪的瓶頸，被形象地稱為無門關。因為沒法言傳而又不得不以言傳，所以禪宗的話語給人玄妙機辯的感覺，許多禪宗公案都像啞謎或巧辯，而學禪者也常誤入歧途。曾有僧問趙州和尚狗是否有佛性，趙州說「有」。該僧又問狗既有佛性，緣何投生為狗，趙州的答案是「牠明知故犯」！趙州的這句「明知故犯」實際上是對提問的人的棒喝，學禪者執著於問題的思考本身而不是想通過思考達到了悟同樣是知錯而故犯。

　　和佛學的悲觀不一樣，禪是一種積極的生活哲學：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洪湮禪師）曰：「拈柴擇菜。」曰：「莫只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仔細。」

　　以最積極的、「更須仔細」的態度去做好每一樣事，這便是禪。日本藝術受到禪的影響最大，除了文學書畫之外，能劇、茶道、花道、甚至武士道都融入了禪的生活觀。以茶道為例，日本茶道有「一期一會」之說，其意是一個人不可能在同樣的時間、環境，以同樣的心情去為另一個人煮兩次茶，所以煮茶的人必須珍惜這次機會，全力去煮；同樣道理，品茶的人也應珍惜這獨一無二的茶，要仔細去吃這杯茶。這其中的哲理和西方的「一只腳不可能踏入相同的河流兩次」是一樣的，但是能把這種哲學融入生活實踐卻是十分了不起的。

　　詩詞和禪的關係主要有三：一）以禪語、禪理入詩，例如蘇軾【題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二）以禪意入詩，例如王維【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主要都是山水之作，王維和晚唐詩人多作）；三）以禪理論詩，其中以嚴羽最著名，此外王國維的「境界」、詩話中常用的「第一義」、「皮相」等等都來自佛典。

浙西詞派

　　受文化氣息的影響，不同朝代之間的詩詞差異很大，元代是個講究真性情的朝代，所以元人貶宋詩而宗唐詩，愛好北宋詞而看不起南宋那些只有文字而缺乏情感的作品，這種觀點一直到明代仍是主流。到了清代，好古、重學問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清初的政治環境也逼使文人收斂性情，所以清人拋棄了活潑淺俗的散曲，重新投入詩詞的寫作。因為詩中重學問的傾向太過而嚴重缺乏抒情的能力，詞得到「中興」，成為詩之外寄興抒情的主要文體。

　　清詞的中興應歸功於陳維崧和朱彝尊。陳維崧詞近蘇辛，和同道一起被稱為「陽羨派」，但他並不積極成宗立派，所以影響不大。朱彝尊推崇姜夔和張炎，主張以清空醇雅去改正明代靡弱浮薄的詞風。為了推衍他的詞學主張，他輯集唐宋元詞編成《詞綜》，在書中稱「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詞綜》風行浙西，詞人翕然從之，其後又刊有《浙西六家詞》，所以被稱為「浙西詞派」。浙西詞派認為詞「宜於宴遊逸樂，以歌詠太平」，致力於形式上的雕琢，講究聲調和諧，辭句工麗，這都和南宋格律派一樣，但是內空的空虛狹窄和意境的單一乏味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朱彝尊的觀點清人已有批評，例如文廷式說：「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為冗漫」，但是因為朱彝尊在詩壇的地位以及《詞綜》的刊印，浙西詞派主宰康乾詞壇百餘年，而其以南宋為宗的觀點甚至一直持續到王國維之前，由此可知隨波逐流的矮人之多。

題外話：宗唐？宗宋？

　　詩不必考慮協樂，也沒有豪放和婉約之爭，所以詩的朝代之說較簡單。對於漢以來的詩歌，可宗法者有漢魏、盛唐、晚唐、兩宋四個時期，其中漢魏詩大概不超出盛唐的範圍，而晚唐在盛唐、兩宋之間，所以詩的朝代之爭可簡化成宗唐、宗宋之爭。

　　宋詩和唐詩最大的不同是宋詩愛說理、愛以學問語入詩。這一方面是因為宋代重學問，另一方面是因為道家、禪學興盛，詩人把哲學的思考帶入了詩中。這種詩「尚理而病于意興」的弊病很明顯，但是直到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才提出批評：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遼金詩人性情強烈，元代文人自我放任，宋詩重理智輕情感的傾向並不受落，所以元好問、元四大家都以唐詩為典範。第一次宗宋之風發生在明初，朱元璋腰斬高啟，把宋濂「文道合一」、重視道德說教的觀點視為正統，詩風文風於是大變，宋濂主張「文非道不立」、「道外無文」，稍後一點的台閣體更認為詩文應該「歌頌聖德」，抒寫「愛親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懷」，所以他們推尚宋儒道統文學，所追慕的實際上不是宋代的文學家，而是北宋五子、朱熹等理學家。這種文風很快受到前七子、吳中四才子的批評，李夢陽等發起复古運動，一掃道統詩風，不過當時仍有唐宋派的苦苦支撐。唐宋派實際上是宗宋的道學派，唐順之《與王遵岩參政》說：「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曾鞏的文和邵雍的詩（邵雍詩例子參見附錄一：詩病之有義無象。）在宋代並不突出，唐氏重的是其理學而不是文學，這種不是文學的文學觀很快被棄忘。

　　清人重學問而壓抑性情，所以宗宋詩風不可避免的重現，首先是查慎行，後一點有厲鶚，但是受壓於王士禎的「神韻說」（詩風近晚唐），影響並不大。乾隆年間翁方綱提倡「肌理說」，以學問論談詩，但是因為袁枚「性靈說」的盛行而影響有限。能讓宋詩風行一時的人是曾國藩，他古文繼承「桐城派」而成立「湘鄉派」，詩歌則愛好黃庭堅而掀起了「宋詩運動」，「宋詩運動」主要是重視正統道德，藉以抗衡西學的沖擊，在晚清影響頗大。

　　宋詩自有其可愛之處，但是總的而言，歷史上宗宋詩風的出現都是看重它道學、學問的一面，而不是宋詩的文學成分。單就文學性而言，宋詩雖然精工，意韻卻遠遠及不上唐詩。

常州詞派

　　宋詞的確是「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但是工則不真，變而未通，浙西詞派沿這條雕文琢字的路走下去，瑣碎乏味的弊病便十分明顯。這時張惠言另立旗幟，編了《詞選》，在序中提出詞非小道，應該有和詩相當的地位，他又以經學的手法講解詞，形成一定的影響。《詞選》後附有張惠言等人的詞，多為常州人，所以被稱為「常州詞派」。以經學講詞是相當牽強甚至惡心的（見下章），雖然在張惠言的影響下這種觀點仍有不少矮人追捧，但是其限制很大，真正讓「常州詞派」造成深遠影響的人是周濟。

　　周濟的觀點實際上和張惠言頗有出入，並不盲從張惠言的經學式解詞，對前人的評價也有自己的一套。周濟簡化《詞選》，從中取出周邦彥、辛棄疾和王沂孫，又加上張惠言看不上眼的吳文英，輯成《宋四家詞選》，認為學詞應「問塗碧山，曆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周濟的論詞有許多精到之處，尤其對兩宋詞的評價，例如：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土而衰于樂工；南宋盛于樂工而衰于文土。

　　南宋由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雖然對北宋詞的評價高於南宋，周濟所選四家詞卻以南宋為主，這是因為他繼承了張惠言詞有寄託的觀點，認為：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裡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

　　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寄託不是我們所說的寓意寄託，而是模糊的、「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的寄託，所以他推崇吳文英喻意晦澀的詞，稱「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此外他重文字之學，他認為詞的最高準則是「渾厚」，要做到渾厚便要「鉤勒」，所以他批評蘇軾「不十分用力」，又以他認為「愈鉤勒，愈渾厚」的周邦彥為正宗。周濟並沒有說明何為渾厚，從「針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跡，《花間》極有渾厚氣象」一句看來，渾厚大概是和「拙率」相對，指詞華麗、富含意薀而又不露痕跡，這便難怪他以溫、韋、周、吳為宗。

　　經過周濟的變化，常州詞派變得系統，影響整個晚清詞壇。此後作詞論詞者，幾乎沒有超出常州、浙西兩派範圍的，所以現在看到的多數詞話，若不祖法姜夔、張炎，便以周邦彥、吳文英為宗，朱孝臧選《宋詞三百首》是很好的例子。便若不是王國維以驚人的眼光和勇氣提出意境論，這樣的詞風只怕還得主宰數十年。

題外話：詩三百

　　因為《唐詩三百首》的成功，後人選詩詞常以三百首為題。手上有一本海南出版社的《中國古詩詞曲三百首10種》，印刷粗劣，完全沒有評注，好處是數量夠大。書中收有《詩經》、《楚辭》、姜書閣《漢魏六朝詩三百首》、孫洙《唐詩三百首》、朱孝臧《宋詞三百首》、金性堯《宋詩三百首》、羊春秋《元曲三百首》、鄧紹基《元詩三百首》、諶沛《明詩三百首》、劉建國《清詩三百首》。其中《唐詩》選得最好，《元詩》也選得很有水平，《元曲》不過不失，《宋詞》、《宋詩》、《明詩》、《清詩》卻都選得極差。明清二代尚可以解釋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宋詩詞便不能不怪選者的角度了。除了以上十本，家中還有延邊人民出版社《唐五代詞三百首》，周羽發主編，選得尚可，不過書中的點評水平參差，時有俗筆和錯誤。

　　有趣的是，為兒童所選的宋詞和元曲集一般都比《三百首》好，或者是因為編者把重文字的詞曲篩去，留下的都較有「真味」吧？

　　四九年之後，文學界進入痛苦的時期，在「政治掛帥」、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年代，談詩說文都要講「階級立場」，講「革命意義」，於是詞論淪落為政治批鬥。王安石是改革派，張孝祥、胡銓、辛棄疾、陸遊主張抗金，他們的詩詞便是好的，歐陽修、晏殊是官宦階級，柳永、周邦彥流連青樓，他們的作品便要批判。這種荒唐的論詞方法早在文革之前便已盛行，即使兼容並包如胡雲翼也不例外，其《宋詞選》便以南宋早期愛國主義的詞為主，選辛棄疾的詞的數量比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等人加起來還要多，可見其標準的不一。此外他批評秦觀【鵲橋仙】轉化、沖淡了七夕故事所包含的反封建迫害、把無名氏【青玉案】「年年社日」理解成「反映作者亡國後沉痛的心情」，很明顯可以看出是摻入了政治觀點。

　　文學便是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是道德教化的傳聲筒。在關心家事國事，開拓詩歌題材主題的同時，應該尊重詩詞的文學性和抒情性，雖然所有體裁內容都可以入詩，但是都不應成為評詞的唯一準則。

　　此外，欣賞詩歌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觀點，不能總是隨波逐流。文學風氣的慣性（或惰性）很大，前人的觀點通過潛移默化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人，要改變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們珍惜心底最真的那一點感動和共鳴，而不過多考慮他人的言語和文學理論上的條條框框，詩歌的欣賞並不困難。

題外話：【靜夜思】

　　曾經看過劉士林先生的一篇文，說香港某理工學校的校長很重視學生的古典人文知識，有一次研究生面試，他出了一道題目，叫應考者各背一首唐詩。結果應考的七個人張口都背了「床前明月光……」校長為此深嘆古文教育的不足。

　　劉士林先生對此的評論很有意思，抄錄如下：

「但校長畢竟是搞理工科的，所以在他頗有不以『床前明月光』為意的意思。而在我看來，這首小詩卻是最適合表達唐代詩歌精神的，而由於唐詩代表著中國詩歌的最高境界，因而李白的【靜夜思】無疑就是中國詩歌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如此看來，背誦【靜夜思】有甚麼不好呢？再者說，理工科學生之所以把它當作唐詩的代表，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們不像文科學生，太容易受各種教科書的影響，特別是沒有甚麼文學理論的條條框框，因而這種喜歡才顯得純粹和完全發自內心，有一種生命的天機在起作用。反過來問，難道叫他們背誦深沉如老杜的【秋興】或更加道德化的元白新樂府，抑或是其他不是過于理性化就是過于感傷的詩作，才能叫人覺得滿意或以為有了人文精神麼？當然不是，這首詩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它來得如此自然、直接，其間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智和知識的活動，這難道還不是最上乘的詩歌嗎？」

　　沒有文學理論的條條框框，純粹而發自內心，詩歌的讀、寫全在於此。

初稿：2005年6月8日